1940年盛夏的重庆,山城夜雨方歇,八路军办事处的灯却仍亮着。周恩来批阅文件的间隙,接到南方局传来的电报:一位会说流利英语、刚从太行前线调来的女同志即将报到。她叫龚澎,当时只有二十六岁,从此走进了新中国外交史,也走进了周恩来的视线。

彼时的龚澎已在抗战烽火中摸爬滚打了数年。燕京大学历史系出身的背景,让她在延安马列学院里格外醒目;东渡黄河随彭德怀奔赴前线,更把她的军装沾满黄土。只是命运转弯得迅猛,辗转来到山城时,她已换上旗袍,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穿梭于各国记者与领事馆之间。周恩来要求:“对外宣传必须‘真’与‘活’并重。”这个准则,龚澎记了一辈子。

南方局里,凌晨三点的油灯不熄。周恩来伏案写电报,龚澎侧坐相对做英文译稿。她初来乍到时体力差些,偶尔打盹,被周恩来半开玩笑地提醒:“年轻人,夜晚才是外交的白天。”一句话,把她拉回精神。自那晚起,龚澎学会用冷毛巾擦脸,坚持陪着首长熬到天亮,此后多年再无迟疑。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多次与外媒见面。座谈室里,毛泽东点头示意,龚澎微笑起身,她的发问与翻译一气呵成。“这位女士是谁?”《纽约时报》记者私下打听,得到的回答简单有力:“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不到半年,这位秘书的名字在山城报界广为流传,连蒋介石都暗叹国民党缺少这般人才。

个人命运并未因掌声而风平浪静。1942年,前线传来消息,龚澎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因急性阑尾炎抢救无效去世。周恩来把那封口述遗书轻轻放在她面前,她读到“只要你不脱离革命,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泪水夺眶而出,却仍挺直腰板投入工作。周恩来随后嘱咐邓颖超多去看看这个倔强的姑娘,用家常话抚慰她被撕裂的情绪。

悲痛没有吞没热情。与前来接任《新华日报》国际版的乔冠华并肩作战,让龚澎重新感到生命的温度。两人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常常一拍即合,有时为稿件用词辩论到深夜。一次讨论结束,周恩来到办公室巡视,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不结婚,对不起这些墨水。”1943年11月,他们在曾家岩并肩而立,婚礼简朴,却被同志们称作“山城最浪漫的新闻”。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三十五岁的龚澎目睹红旗升起。次年,外交部成立,周恩来兼任部长。龚澎被任命为新闻司司长,成了建国后最年轻的司级干部。她出入联合国筹备会,参加日内瓦会议,常以流利英语反驳西方记者的提问,“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me clarify…”成为她的口头禅。外电赞她“总理身后的中国之声”。

然而,步入六十年代,风云突变。1967年3月,外交部礼堂挤满了情绪激动的人。龚澎身着灰色旧呢子大衣,坐在最后一排,低头揉着因低血糖而微颤的手。忽然,一道洪亮的声音划破嘈杂:“龚澎,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到前头来坐下,怕什么?”会场霎时安静。众人回头,只见周恩来目光坚毅。龚澎缓缓起身,泪光闪动,却依言走向前排,这一步,她走得既沉重又矜持。

此后,她在风雨中支撑着工作,健康却急速下滑。1970年初夏,她在家中跌倒,脊椎受损严重。住进北京医院后,周恩来亲自询问病情,对医护强调“全力救治”。他不愿见她的憔悴,却日日托人带去水果与书报。病榻上的龚澎仍关心外电动向,让护士把最新的新华社通稿放在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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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清晨,龚澎静静合上双眼。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沉默良久,只叹一句:“又走了一面旗帜。”追悼会上,花圈簇拥,邓颖超轻抚棺木,乔冠华眼圈通红。曾与她交锋的外国记者发来唁电,称她为“永远的中国之声”。

从山城的油灯到首都的霓虹,龚澎用三十年的灼热信仰兑现了“掀起澎湃巨浪”的誓言;周恩来用一次会议上的挺身而出,为这位后辈写下最铿锵的注脚:在国家与人民需要的时刻,不躲在角落——这是他们共同的底色,也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