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辽宁北镇，1982年考入空军航校，毕业后分到东北边防一线。那会儿歼-6仍是主力，虽然型号陈旧，可拉机动、练低空，它还算灵巧。王宝玉靠着一股子拼劲，两年升任中尉，累计飞行七百多小时。可1988年以后，部队接装了J-8Ⅱ与进口苏-27，新机型培训名额有限，他两次考核失利，只能留守老机。一批同批进入航校的同学却换装新机、走上立功授奖的快车道，这成了王宝玉心头的暗刺。
看似硬朗的汉子，真实内心却敏感自负。平日里，别人一句无心的“老歼-6早该退了”，都会让他闷闷不乐。一回家，妻子夹杂着失望与埋怨的语气——“你怎么还只是个中尉？”——更像一记闷棍。久而久之，王宝玉变得寡言，常独自泡在录像厅里看西方枪战片，盯着银幕上的异国都市发呆。自由、繁华、鲜花与掌声，这些词汇在他脑子里越滚越大。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一时冲动。1989年之后，他开始私下揽些“研究”活：抄录苏联远东机场的坐标，琢磨地面雷达盲区，甚至跟驻地厂矿的老技术员学俄语。战友们以为他想“镀层金”争取援苏进修，谁也没想到这条暗河最终汇成一条险恶航线。
机会出现在1990年8月25日。上午十点，航空兵某旅例行编队训练。塔台调度繁忙，无人注意到王宝玉把备用地图、救生包塞进座舱边箱。他登机前，突然把自己那块上海牌机械表塞到副驾驶学员手里，“留个念想，改天再聚。”对方正要追问，耳边已是发动机尖啸。
歼-6直插云端，编队刚抵训练空域，王宝玉报故障申请脱离。得到许可后，他压下油门，俯冲至贴地飞行。百米以下的林海雪原掠过座舱，雷达波束被地形遮挡，他利用多年练就的超低空技巧往北猛冲，十几分钟后穿越乌苏里江上空，螺旋桨声在江面激起短暂回响，随即没入苏联境内。
期望中的苏联式“英雄接机仪式”并没出现。乌格洛沃耶机场正在维修，塔台静默。燃油不足，他只得改降一百公里外的克涅维契基地。机轮触地那刻，整片停机坪空空荡荡，连一辆保障车都没有。半晌才跑来两名哨兵，举枪大喊俄语：“Кто ты？（你是谁？）”王宝玉双手举高，“Китайский лётчик，я хочу убежище！（中国飞行员，请求庇护！）”对方面面相觑，随后将他带往营房。
那是个风雨飘摇的年份。戈尔巴乔夫正忙着经济改革，地方部队缺饷，远东军区自顾不暇。一个突然闯入的中国飞行员，对他们既是麻烦也是谈判筹码。机场参谋给莫斯科拍报后，电话却直通北京——中苏刚恢复高层互信，双方都想避免旧怨重燃。结果很快敲定：三天内遣返。
第三天清晨，一架安-12运输机悄然降落在哈尔滨太平机场。蒙着黑布的王宝玉被带下舷梯，迎接他的不是想象中的自由，而是军检和铁腕。他这才明白，一脚踏出的不仅是国境线，更是法纪的红线。
军事法院依照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及《刑法》第九十条，以叛逃、泄密未遂定罪。考虑未造成战损、已追回飞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冬天，原隶属部队发布通报：王宝玉开除党籍、军籍，歼-6机体编入教练大队，年末改作无人靶机。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震动了空军后勤与保卫系统。1991年起，部队在边境一线加装低空警戒雷达，原歼-6飞行员分批转训新型J-7E、J-8D，心理辅导室首次列入团里机构编制。军报评论写道：“好钢须用于刀刃，好人更需挺直脊梁。”言简意赅，却把教训刻得入骨。
从此以后，驾机外逃在大陆空军几成绝迹。有人说，是技术防线筑牢了漏洞；也有人指出，提高待遇、畅通晋升才是真药方。不管怎样，王宝玉那次短暂而拙劣的出走，为后人的安全制度添了一把锁，也提醒了每一名军人：责任与荣誉，只能在故土上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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