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耕时，行唐县西龙泉公社的大喇叭天天播放“抓紧积肥、争取高产”的口号。高如意就在田埂上，一只胳膊因旧伤抬不高，却仍推着双轮木车运粪。谁也想不到，八年以后，他会因为一头毛驴的死，背上“破坏集体”的名头。
高如意1919年生，37岁那年随部队横渡长江，作为136团先锋班长，第一个蹚上安徽无为岸。当时政委邓小平到前线慰问，握着他的手说：“班长，给全军开个好头。”伤疤留在臂膀，话留在心里。1955年，他带着三级解放勋章复员回村，借亲友和复员费盖了三间土坯房，从此一心种地。
集体化后，牲口属于生产队。1963年秋，高如意领着一头两岁小驴去打扬水机。驴子受惊挣脱缰绳跌进机井，几个人合力才把它拉上来，可已窒息身亡。队里当晚写了情况纪录，认定意外，没有追责。
风向突然在1966年变了。大队开现场批判会，年轻保管员指着他高声嚷：“你故意弄死公家牲口，赔钱！”高如意申辩数次，没人愿听。更要命的是，几张当年作的纪录不知去向，成了孤证。赔偿数额等于他两年的口粮工分，他的老伴急得直抹泪。
“老高，你就认个错吧，省得挨整。”邻居小声劝，他摇头：“不是我干的，咋能认？”嘴上倔，心里苦。他想到十七年前的江边，那位政委的嘱托还在耳畔。夜深人静，他写下一封四页半的信，用魏碑字迹抄上地址：北京中南海邓小平同志收。
信寄出的第三十八天，中秋刚过。行唐县专员的一辆吉普车停在西龙泉。县里带来一封回函，十二个字，笔锋遒劲：“毛驴一事，按照天灾人祸处理！”队长愣住，县专员面色凝重，连忙宣布撤销赔偿决定，还当众说明小驴确属意外。
乡亲们这才发现，面朝黄土的老农竟曾是特等战斗英雄。有人悄悄问他：“当年真上过朝鲜？”高如意笑了笑，只说一句：“打仗是本分，种地也是。”对话短暂，却让在场青年红了眼眶。
事情平息后，县里按规定补发他拖欠的口粮。高如意把一半交给队里救济困难户，只留几袋麦麸。有人不解，他随口一句：“集体过得去，个人肚子就饿不死。”朴素的话，比任何表彰都响亮。
值得一提的是，这封十二字批示在县档案馆存卷多年，1979年整理老区资料时再次出现，字迹依旧遒劲。工作人员感叹：一句话，救了一个老兵的尊严，也维护了一条规矩——对功臣不能随意扣帽子。
高如意晚年身体每逢阴雨便疼，1968年医院为他取出残片，铁屑已嵌骨十三载。他仍坚持下地劳作，偶尔给孩子们讲渡江夜战，更多时候沉默拔草。据乡里统计，他在队里连续十三年无偿维修机井，无一分报酬。
1983年秋收结束，他坐在门前，看着打谷场说：“只要地还在，咱心就踏实。”第二年春天，这位老兵因脑溢血去世，终年六十五岁。乡亲自发送行，队里用旧门板抬棺，他的军功章铺在胸口，锈迹与尘土交织，却格外醒目。
毛驴意外与十二字批示，只是1960年代千千万万乡村插曲之一，却清楚提醒后人：制度可以讨论，程序必须坚守；英雄的功绩或许会被岁月遮掩，但清白不该被误毁。历史的褶皱里，这样的边角故事更显真切，因为它不仅关乎一头牲口的生死，更关乎一个老兵的名誉，乃至集体对公平的底线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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