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春，东交民巷深院里，耿飚第一次重新穿上了阔别多年的“红旗领章”。军装刚合上扣子，他忍不住摩挲那颗鲜红的五角星，思绪却飞回三年前——那场低调而紧迫的会面，才真正改变了他的归宿。
1976年10月5日清晨，耿飚正在家中处理外事文件，电话骤响。话筒里，华国锋声音压得极低：“耿部长，请即刻来一趟，我和叶帅有要事相商。”短短一句，没有寒暄，只有分量。半小时后，警卫车停在东交民巷。推门而入，华国锋已在厅内沏好茶，神情凝重。他开门见山：“中央决定委你以重任，这是叶帅亲自点到你的名字。”耿飚并未追问，只是轻声一句：“遵命。”老将的干练在那一刻没有半分迟疑，甚至带着微不可察的激动。
所谓“秘密任务”，外界当年知之甚少。实际内容直到多年后才零星披露：确保中央广播事业局平稳接管，稳定舆论阵地，防范任何可能的突发。毛主席逝世不过月余，高层权力重组仍在暗流中进行，话筒与电波的掌控至关重要。叶剑英深知此局凶险——既要快，又要稳，更要在最短时间把人心安置。回顾长征岁月，能在千军万马中临危受命、又与他默契无间的，恐怕只有耿飚。
此时的耿飚，47年前的湘江阻击、42年前的乌江强渡、30年前的瑞典递呈国书，都已成为履历上的注脚。真正让叶帅笃定的，是那股“刀口舔血”却又“心细如发”的气质——外交官的缜密加上战将的果决。叶剑英曾在庐山闲步时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过一句：“耿老四胆子大，但枪响之前总会先看两秒钟风向。”这两秒钟，就是他要的人。
接到任命后，耿飚没有直接进驻广播局，而是先把几位核心技术骨干悄悄调到东四、东单两处备用机房。那晚京城下起小雨，他撑伞站在院子里，叮嘱值班员：“若有异动，先保信号，再报上级。”三天后，电台两度出现不明干扰，被紧急切到备用频率，全城听众毫无察觉；一周后，一份企图篡改播音词的手写稿被拦下。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华国锋随后向政治局通报：“无线电口已稳。”叶帅只是点点头，没再多言。
耿飚为何能在关键节点上屡次挑重担，还要从他早年的淬火谈起。1909年出生在醴陵乡间，少年时靠一口气功练就的硬底子，在水口山矿井里打工，练就过人耐力。长征途中，他曾高烧不退，仍在黄帝岭坐地指挥整团硬扛敌军十五个团轮番冲锋；乌江边，他用六十多只竹排拼出浮桥，让中央纵队过江。这类“险棋”让毛泽东、周恩来都记住了他——敢闯，却从不冒失。
抗战后期，耿飚负责同美军观察组周旋，一口流利的英语搭配湖南腔，洋人听得吃力，他乐见其成：难句多说两遍，敲定细节全凭中文纪录。这种见缝插针的“战术幽默”，为他日后进入外交部铺了路。1950年，周总理一句“你跑得快，得罪不了人”，把他推上了驻瑞典大使的岗位，成为新中国驻西方的首批大使之一。二十年使涯，九次参与领袖外访，他坦言：“外交是没有硝烟的阵地，比抢高地难多了。”
回到1976年秋，完成广播局重组后，耿飚本可继续他的外事生涯。可形势骤变，军队改革、边防紧张、外事协调皆需老将出面。1977年，他进入政治局；1979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秘书长。传达命令那天，工作人员递来一套新制军服，他抚摸袖口，笑说：“总算又回家了。”随即着手的“精兵简政”，被同僚称作“消肿手术”：调整编制、压缩机关、强化预备役登记。会上他直说：“兵不在多，在精。报告满天飞，不如一支能打仗的连队。”
1981年3月，耿飚接任国防部长。那一年，国际航空劫机频发，他与民航、公安、总参三方磋商，对策只有一句话：“再小的概率，也要有人盯着。”10月，中国第一支反劫机特种分队在武汉集结。制服、装备都临时拼凑，却有股不怕死的狠劲。1982年7月25日，兰州—上海一架客机被歹徒劫持企图迫降台湾，这支新兵仅用九分钟制服全部匪徒，机上百余名旅客毫发无伤。消息递到北京，耿飚只是点头：“第一次，总算不丢人。”
从战火中走来，又在外交场与谈判桌上磨炼，耿飚的轨迹印证了那句老话——“枪膛里冒出的不仅是硝烟，更是责任”。1982年底，他主动请辞国防部长，把接力棒交给更年轻的将领。1983年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他偶尔回想，仍以1976年那通电话为转折：“若不是华总召见，怕是还在外事岗位转悠，不会再披这身军装。”
2000年6月23日凌晨，北京的雨下得很轻。病榻上的耿飚已无力言语，护士听见他反复呢喃的，却依旧是那句熟悉的口令：“保持电台畅通……”灯光昏黄，他的手指仍像当年一样并拢成军礼，只是再也没有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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