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4日拂晓，济南纬八路监狱里灯火昏黄，守卫拖着脚步打开囚室，二十岁的狱卒从昏暗中听到一声低沉的诗句：“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声音来自邓恩铭——那位九年前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年轻代表。
这一刻，距离他成名不过弹指，距离他被捕只有数月，落到这条绝路，却与他那份“太清廉”的性格息息相关。若不是一名叫王复元的旧日同事临阵倒戈，邓恩铭或许不会在三十岁便横遭屠戮。
回到更早的1901年，贵州荔波山坳里传来啼声，一个水族孩子呱呱落地。家贫如洗，父亲早亡，识字全凭私塾先生偶尔赠书。十六岁时学费断供，他随母亲辗转千里来到济南，投奔在任县官的叔父，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所见所闻，使他认识到“穷根”不仅在家境，更在民族命运。
1919年“五四”撞响民族自救的钟声，邓恩铭与王尽美并肩走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火热行动后，两人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秘密筹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邓恩铭思维敏捷，性格爽利，被推举为核心成员。翌年夏天发出赴沪赴会的电报时，他才满二十岁。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那间石库门里，13位代表围坐方桌，雨声掠窗，议题关系中国前途。邓恩铭是其中唯一的少数民族面孔，也是最年轻的发言者。他起立时，别人以为他会紧张，结果他的嗓音比雨声更昂扬。会后，他随即回鲁，从机关、工厂到海港，夜以继日撒播新思想。
鲁地革命形势迅猛，但经费拮据。邓恩铭掌管钱袋子，却从不多占一分。伙食标准和工人一样，穿的还是济南旧校服改的中山装。有人揶揄他“穷秀才”，他笑道：“钱要花在要命处。”这句“要命”有人听成“要命的钱”，种下祸根。
那个人便是王复元。王原名王全，1900年出生，早年修表，后来做山东省立一中的电工。1923年加入党后，邓恩铭频频提拔，他一度忠诚。1926年，王复元已坐上山东区执行委员的位置，手握印章与密码本，也第一次摸到真银元。第一次是一千块活动经费，他全数装进皮包。回青岛后，他把“革命资金”变作大酒楼与妓寨的流水。面对质问，他谎称路上被盗。
1928年，他又从省委石印局卷走两千元。青岛组织只能停印。此事惊动省委书记邓恩铭，他亲赴青岛，对王复元厉声喝道：“公款不是你的命根子？”王复元涨红脸辩解。见对方拒不悔改，邓恩铭决定开除党籍，并通报各地。消息刚散，王复元转身投向青岛特务机关。他的对立面，不再是贪腐曝光，而是生死仇怨。
1929年夏，王复元发表《反共宣言》，自称“捕共队长”，伙同胞兄王用章昼夜抓捕共产党人。他对地下组织线路熟稔，十几条秘密电台几乎被连根拔起。1930年2月18日深夜，邓恩铭在济南被捕，行将押解青岛。
消息传到上海，周恩来把烟头重重摁灭，吩咐中央特科：“锄奸，先铲王复元。”特科干员张英领命赶赴青岛。他出身潍坊，会说胶东土话，枪法一流。简短部署后，张英换上一身旧皮袄潜伏街头。
次月，特科得到小道消息：王复元要到中山路一家鞋店取定制皮鞋。张英守在暗处，左手插口袋摸着勃朗宁。午后两点，王复元哼着曲儿进店，店员弯腰递鞋。张英一步踏进，冷声道：“别动！”话音未落，一声闷响划破街市。王复元应声倒地，临死前瞪大的眼睛里，映着熟悉的黑洞洞枪口。几天后，他的内应丁惟尊也在巷口被击毙，青岛警署轰动一时。
“叛徒伏法，正气犹在人间。”中央报刊只刊出一句简讯，却足以告慰牢房中的同志。遗憾的是，刑房的绳索已套住邓恩铭的脖颈。1931年4月5日清晨，他踏上刑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竟让行刑士兵手心发抖。枪声过后，青岛湾的海风把他的遗书《诀别》吹向远方。
1949年，北平隆重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毛泽东嘱托山东代表：“邓恩铭是好同志，他太年轻就牺牲了，你们那里要把他的事迹整理出来。”此后，荔波老宅重修，山东各地搜集遗物手迹。2001年，邓恩铭烈士革命事迹陈列馆在家乡落成，一张张斑驳照片、一页页发黄手稿，静静诉说那个时代如何淬炼灵魂。
纵观这段往事，有人因贪念自毁，有人以赤诚成钢。邓恩铭用一条年轻的生命，把“清廉”二字刻进党的史册；王复元用背叛和私欲，为自己写下判词。风雨百年，纸页可以泛黄，枪声早已远去，可在历史记录的空白处，正义和背叛的界线永远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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