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前妻过来做客，见到王定国时：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王定国|谢胡子|谢觉哉|长征

1959年深秋的一个午后，北京城已有凉意。北海公园的湖水泛着萧瑟，东华门外的长街却热闹依旧。就在这一天，八十岁的何敦秀在小儿子的搀扶下，踏进了西城区那座青砖灰瓦的小四合院——那里，正是国家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住所。院门刚一掀帘，她看见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迎了上来。对方就是王定国，红军老战士，也是如今照料“谢胡子”的新伴侣。几乎没等寒暄落定，何敦秀便握住对方的手，轻声说道：“谢谢你这一程对他的照顾。”这一句质朴的感谢，把在场人都看得红了眼眶。

追溯谢觉哉的家事，得从1899年说起。那一年，年仅十五岁的谢家少年在宁乡老家听从父母之命，迎娶大他五岁的何敦秀。婚礼没有奢华的锣鼓，倒有新人偷偷交换的目光。夫妻俩共同度过了二十一年的农耕岁月，七个孩子相继出世，柴米油盐的日常浸着温情。

但是，时代的风雷不肯让读书人久守书斋。1911年辛亥枪声一响，湖湘热血沸腾，走出私塾不久的谢觉哉就被卷进改造中国的浪潮。1920年，他赴长沙主编《湖南通俗报》，用犀利的文字抨击旧政。渐渐地，家庭与革命的天平开始倾斜。隔着层层山河的书信，成了他与妻子唯一的纽带。那些信里，有“娘子”“吾妻”一类古雅称呼，也有对家里烟火气的惦念，可结尾总离不开“国事危急”“不得不行”。

1925年他宣誓入党。那封告知书里写得很白：“已以身许党，死生不计。”何敦秀识字不多，却懂丈夫心事。旧式妇女的温良与湖南女子的韧劲交缠，她只回了一句，“好生保重”，却无一字挽留。此后时局骤变，通讯阻断，夫妻阴阳两隔般地失去联系。她没有抱怨，只守着那座百年老屋，等信、盼人。

时间跳到1934年10月。长征打响。五十岁的谢觉哉咬牙跟随中央红军翻山越岭。雪山脚下，他把两件薄棉布衫递给一名年轻女战士，请求帮忙缝成夹衣。那女孩动作麻利，边动手边抬头笑了笑。谢觉哉记住了她的名字——王定国。谁能想到，这位勇敢执拗的小红军，后来会成为他的伴侣？

长征胜利会师后，谢老历任中央政府内务部长、秘书长。1937年，他在兰州巧遇去甘肃参加统战工作的王定国。组织考虑到他的年龄与实际需要，让二人结为伴。那一年，王定国24岁，谢老53岁。外界惊讶于这段相差近三十岁的婚姻，可在枪林弹雨中，年龄的鸿沟被共同的信仰抹平。毛泽东获悉后幽默地回电：“好，谢老有人管喽。”一句戏谑，也算半是祝福。

新家庭逐渐安稳。边区物资匮乏，王定国却硬是在补丁上用心思，细针密线绣出几朵小花，让灰布军装透出一点温暖。谢老常说，自己最大的运气，一是遇到革命，二是碰到两个好女人。表面看来不过一句玩笑，细想却是肺腑之言：一人为他守故土，一伴随他闯天涯。

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是党内出了名的“法条先生”。早在1933年，他主持起草《婚姻条例》，明文规定一夫一妻。有人私下嘀咕：“谢部长自己却有两位夫人，算不算冲突？”谢老摆手：“法理与事实并行。旧约已终，新缘合乎律。”他也曾写信给何敦秀，劝她不要北上，以免尴尬。字里行间，既有法律人自守，也有对发妻的体贴。

1951年，他最后一次写给何敦秀的信，语气婉转而坚决——“咱们都奔七十了，经不得烦扰”。信寄出后，他伏案良久，没有署上曾经习惯的“吾妻”，而是改称“何同志”。笔尖停顿那一刻，旁人无法揣测他的心绪。

转眼到了1957年，全国人大会议之后，谢觉哉回到阔别三十年的宁乡。柳岸细雨，他穿过自家旧宅的青石巷，看到庭院落叶累累。何敦秀显得更瘦，也更硬朗。两位老人对坐，提往事不落泪，只谈家常。有人记下他们的对话——“这些年可好？”“好，好。你忙国事，我守门户，各安其位。”寥寥数语，已胜千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