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当“110%”这个数字被写进政策文本时，它曾被视为印度工业保护主义最坚固的防线之一。而如今，这道防线正在被亲手拆除。若关税真的从最高110%直接降至40%，并在未来进一步走向10%，这不仅是一次税率调整，更是一种发展路径的再选择。在全球贸易壁垒不断升高的背景下，印度与欧盟却选择在此刻向彼此敞开一扇门，这种反差本身，就值得反复咀嚼。
这场拉锯了近18年的谈判，之所以在此刻突然提速，并非偶然。印度经济体量迅速膨胀，增长前景被反复看好，但其制造业结构和市场开放程度却始终存在张力。汽车产业正是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环。高关税长期保护了本土企业，却也在无形中压缩了竞争压力与技术外溢的空间。如今，面对2030年前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的现实，继续用封闭换安全，已难以自圆其说。
欧盟的处境同样微妙。全球需求疲软、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对单一市场依赖的反思日益加深，使欧洲迫切需要新的增长锚点。印度这个人口规模与经济潜力并存的市场，自然成为优先选项。冯德莱恩所描绘的“20亿人口、全球GDP四分之一”的自由市场图景，既是愿景，也是压力。在与中国、美国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欧盟需要证明自己仍具备塑造规则、整合市场的能力。
汽车关税的松动，正是双方利益交汇的切口。对印度而言，允许欧洲燃油车以更低成本进入市场，并不等于放弃产业主权。配额限制、价格门槛以及对电动车的阶段性排除，显示出莫迪政府依然在精细计算政治与产业风险。电动车被暂时挡在门外，既保护了塔塔、马恒达等本土企业的前期投入，也为未来谈判保留了筹码。这种“有限开放”的策略，延续了印度一贯的谈判风格。
对欧洲车企来说，这同样不是一场单向胜利。低关税更像是一张入场券，而非长期保障。测试市场、评估需求、再决定是否本地化生产，成为理性路径。雷诺、大众等企业的谨慎布局，说明它们并未被短期红利冲昏头脑。印度市场规模巨大，但竞争结构、成本体系和政策稳定性，仍需时间验证。
更深层的动力，来自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美国高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迫使印度寻找风险对冲的出口；欧盟试图降低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也需要新的合作对象。自贸协定在这里不再只是经济文件，而是一种战略工具，用以重塑供应链、分散风险、强化政治互信。
然而，协议的边界同样清晰。农业、乳制品、钢铁、碳税，这些高度敏感领域被反复推迟，显示双方都不愿为速度付出过高代价。印度对农业的谨慎，源于社会稳定的现实考量；欧盟在碳税与钢铁问题上的强硬，则暴露出其环保叙事与产业保护之间的张力。即便协议最终落地，也更像是一份“可生长”的文本，而非一次性解决方案。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这次关税下调并非印度向全球化回归的宣言，而是一次有选择的嵌入。它强调合作，却拒绝全面敞开；追求增长，却不轻易放手控制权。欧盟同样如此，既希望借印度分散风险，又不愿在核心规则上让步。
当这份被称为“所有协议之母”的文件逐渐成形，它真正考验的，或许不是谈判技巧，而是执行耐心。在一个碎片化加速的世界里，任何自贸协定都不再是终点，而只是新的起点。印度与欧盟此刻的靠近，更多是一种现实选择，而非理想主义的回归。未来的答案，不在发布会的掌声中，而在市场、产业与政治承受力的长期博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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