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深入探究二战东线战场历史时，基辅战役（1941年）绝对是核心战役。坦白说，初看这场战役的战报，苏军约70万人的损失，其中高达66.5万人被俘，带来的是一种近乎窒息的震撼。
这绝非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围歼战”这样一个冰冷标签所能概括的，它的背后是无数生命的陨落、指挥链条的断裂、战略抉择的煎熬，以及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战争初期最黑暗时刻的挣扎。
基辅战役地图
01希特勒的决定
1941年6月，“巴巴罗萨”行动炸开了苏德边境的宁静。德军三路大军齐头并进，其中伦德施泰特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目标直指富饶的乌克兰和它的心脏——基辅。
开局对苏军而言堪称噩梦，西方面军在明斯克等地接连遭受毁灭性打击，但奇怪的是，在南线，布琼尼元帅指挥的苏联西南方面军虽然也在后退，却并未像中路友军那样迅速崩溃，反而在广袤的乌克兰土地上且战且退。
这一方面是因为南线苏军实力确实雄厚，是整个苏德战争初期苏军最强大的集团；另一方面，复杂的地形（河流、沼泽）和相对更长的补给线，也稍稍迟滞了德军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群的闪电步伐。
到了7月底8月初，战线在基辅以西、第聂伯河一线暂时稳定了下来。
但一个危险的“凸出部”形成了——庞大的西南方面军主力，像一只握紧的拳头，伸在了德军战线之中，其北翼漫长而脆弱，暴露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兵锋之下。
这时候，一场决定性的战略辩论在德军最高层爆发了。以博克元帅和古德里安为首的中央集团军群将领们，眼巴巴望着东面已经门户洞开的莫斯科方向，心急如焚，力主集中所有力量直捣黄龙，在冬季来临前结束战争。
他们坚信，拿下苏联首都的政治和军事象征意义是无与伦比的。但希特勒的目光却被南方的“凸出部”牢牢吸引住了。在元首的思维里，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固然诱人，但乌克兰的粮食、顿巴斯的煤炭和高加索的石油，才是支撑德国战争机器长久运转的“面包与黄油”。他无法容忍这样一个庞大的苏军集团威胁他未来重要的资源产地侧翼。
更何况，吃掉这样一大坨敌军，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能极大削弱苏联的战争潜力。于是，一道关键的命令下达了：古德里安强大的第2装甲集群，连同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从势如破竹的莫斯科方向调头南下，与从南向北突击的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群，像两把铁钳，合力夹碎基辅以东的苏军重兵集团。
02斯大林的决策
站在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角度，此时的抉择更是充满了痛苦与矛盾。基辅，不仅仅是乌克兰的首府，更是“罗斯城市之母”，具有无可替代的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轻易放弃它，对士气和国际观瞻的打击是灾难性的。
朱可夫在7月29日就清醒地看到了危险，他力主放弃基辅，将西南方面军撤过第聂伯河，保存有生力量以保卫更重要的莫斯科。但他的直言换来的是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打发去了预备队方面军。
斯大林的决策，很难用简单的“愚蠢”或“固执”来概括。这里面混杂着对德军战略意图的误判（他可能认为德军的主攻方向就是乌克兰）、对城市象征意义的过度执着、对部队撤退可能演变成溃逃的深深恐惧，或许还有那么一丝侥幸——希望西南方面军能像一颗坚固的钉子，把德军主力牢牢钉在第聂伯河畔，为莫斯科争取更多时间。
于是，一道又一道“不许后退”、“死守基辅”、“组织反攻”的命令，飞向了基尔波诺斯上将的西南方面军司令部。
于是，战争史上最宏大、也最残酷的一幕围歼剧正式上演。古德里安的装甲矛头从北方的斯塔罗杜布、科诺托普地区狠狠向南扎了进来。南边的克莱斯特也不断从克列缅丘格登陆场向北挤压。苏军并非没有察觉危险，布琼尼和后来的铁木辛哥都曾急切请求撤退，基尔波诺斯上将甚至在最后关头试图自行组织突围，但都被莫斯科严令制止。
时间一天天流逝，德军的钳口越收越紧。苏军部队，特别是缺乏机动车辆和空中掩护的步兵师，在空旷的平原上艰难地试图调整部署，但往往为时已晚。
9月16日，古德里安与克莱斯特的先头部队在基辅以东约200公里的洛赫维察握了手，合围圈最终锁死。超过50万的苏联红军将士，连同他们的指挥部、重装备，被牢牢锁在了一个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宽约200多公里的巨大“口袋”里。
接下来的两周，是地狱般的景象。被围苏军的抵抗异常顽强甚至惨烈。弹药和燃料迅速耗尽，通信基本中断，指挥体系瓦解。
许多部队整营整连地端着刺刀，向德军的坦克和机枪阵地发起决死冲锋，那不是为了胜利，只是为了尊严和那一线渺茫的突围希望。德军则像经验丰富的猎手，不急不躁地用火炮、飞机和坦克，一步步压缩、分割、碾碎包围圈内的抵抗。
一些苏军小股部队利用夜色和森林的掩护成功渗透了出去，包括布琼尼、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等高级领导，但主体已经无法逃脱。
9月20日，基辅城陷落。9月26日，持续了十余天的围歼战基本结束。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在突围战斗中阵亡，参谋长、军事委员等多名高级将领牺牲或被俘。曾经威风凛凛的西南方面军，几乎从苏军序列中被一笔勾销。
战后，当德军忙着清点那望不到边的战俘队伍和堆积如山的武器装备时，希特勒兴奋地宣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战役”。
从纯军事和战术角度看，这无疑是德军“闪击战”和装甲合围战术的巅峰之作，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大规模歼灭战。伦德施泰特、古德里安、克莱斯特等将领的指挥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03
关于基辅战役，最直接、也最被后世军事家反复争论的问题就是：时间。为了准备和实施基辅战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主力从8月下旬就被迫分兵南下，对莫斯科的进攻（“台风”行动）被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以上。
当古德里安的坦克终于在10月初重新转向莫斯科时，俄罗斯寒冷的秋季已经来临，道路正在变成无边的泥潭（“拉斯普京察”季节）。
而当德军最终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严酷的冬季已经降临。那场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苏军之所以能最终稳住阵脚并发动反击，严寒和德军的补给困难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很多历史学家坚信，如果那宝贵的几周时间没有被用在基辅，而是全力扑向莫斯科，德军很可能在泥泞和严寒到来之前取得决定性突破。希特勒用一场辉煌的战术胜利，可能赌上了一个更大的战略机会。
德军的消耗同样巨大。战役中德军自身也付出了十余万人的伤亡，装甲部队的摩托小时和装备损耗严重。更重要的是，为了控制新占领的乌克兰广大地区，德军不得不分散大量兵力用于驻守和维护漫长交通线，这进一步削弱了可用于决定性方向的突击力量。
所谓的“东方战线空间吞噬兵力”效应，在此役后开始显著显现。
那么，对苏联而言，这场空前惨败就一无是处了吗？也并非如此。用后来人的眼光看，这惨重的牺牲在客观上起到了两个极其关键、甚至有些残酷的“作用”。
它确实严重迟滞了德军在中路的主攻。西南方面军以自身毁灭为代价，将德军最精锐的中央集团军群主力“粘”在乌克兰长达一个多月，为莫斯科赢得了无比宝贵的喘息之机。在这段时间里，苏联进行了疯狂的动员，从远东调来生力军，在莫斯科前方构筑了新的防线。
朱可夫被派去组织莫斯科的防御。如果没有基辅战役争取的这一个月，莫斯科的防御准备将仓促得多。
这也是用鲜血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基辅的悲剧彻底惊醒了斯大林和苏联红军高层，让他们认识到在德军强大的机动合围能力面前，固执地死守土地、将庞大兵力置于暴露位置是多么危险。
此后，在莫斯科战役中，苏军的指挥虽然依旧僵硬，但开始更加注重弹性防御和避免被合围。到了斯大林格勒，他们更是将这一教训反过来运用到了德军身上，完成了战争史上一次经典的、规模巨大的反包围。
可以说，苏联红军正是在基辅的尸山血海中，学会了现代战争中最残酷的一课。
此外，我们绝不能忘记战役尾声和之后发生在基辅的暴行。德军占领基辅后，于9月底在城外的巴比亚尔峡谷，对基辅的犹太人进行了系统的大屠杀，仅两天就有超过三万三千人被杀害。这提醒我们，这场战役不仅是军队之间的较量，更是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实施的一部分，其残酷性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范畴。
整场基辅战役，既是德军军事才华在战术层面的极致闪耀，也是其战略短视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既是苏联红军一场堪称耻辱的军事灾难，却也成了这个民族最终学会战争、并走向胜利的沉重学费。
那些在包围圈中绝望冲锋的红军士兵，那些在泥泞中奋力推进的德军装甲兵，那些在统帅部地图前争吵的将军们，以及那位在柏林和莫斯科同时做出重大抉择的独裁者们，都被历史卷入了这台巨大的绞肉机。
基辅战役的结局，仿佛预示了东线战场的某种宿命：德军总能赢得辉煌的战役，却似乎总在输掉关键的战争；苏军在承受了难以置信的损失后，却总能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并且变得更难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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