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人民都盼望着能够迎来和平，重建饱经战乱的家园，但蒋介石却固执地违背人民的意志，发动内战，也就是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也最复杂，可见其重要程度。提起淮海战役，大家想到的应该都是粟裕和陈毅两位将领。
但在这场战役中，却有一支被看作“实力最弱”的纵队，在其中立下了大功，这就是两广纵队。
1948年，苏北大地被寒风裹着硝烟，碾庄四周的枪炮声震得地皮发颤。距离碾庄仅仅几公里的过满山临时指挥部里，粟裕盯着作战地图，眉头拧成了疙瘩。
黄百韬兵团已经是强弩之末，歼灭胜利在望，可华野的伤亡数字也在不断攀升，山东兵团几乎拼到打残，而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的援军正从各个方向猛扑过来，抢时间成了这场战役的关键。
粟裕当即下令，让韦国清率领苏北兵团火速投入阻击，务必死死拦住援敌，为全歼碾庄之敌争取时间。
韦国清领命后，连夜在指挥部召集麾下纵队干部，一场关乎淮海战役走向的阻击战，即将在苏北的土地上打响。
夜色深沉中，两广纵队的政委雷经天率先走进指挥部，韦国清抬眼看见来人，当即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紧紧攥住对方的手，一声“老首长”脱口而出，声音里藏着压抑不住的激动与哽咽。
这一声称呼，让在场的人都愣了神。当时的韦国清，是手握重兵的苏北兵团司令员，而雷经天却只是华野编制里兵力最少、装备最差的两广纵队政委。论职级，明显是韦国清最高。
可在韦国清心里，雷经天从来都是那个值得他一生敬重的老首长，这份情谊，从百色起义的红土地上生根，走过长征的漫漫长路，历经十几年的风雨，从未有过丝毫改变。
而韦国清这份看似“失态”的动容，也并非单纯的叙旧，而是一个后辈对革命前辈的敬重，是历经岁月沉淀的革命交情，更是看到老首长依旧奔赴前线的心疼。
雷经天的一生，是充满了传奇与坎坷的一生。
1904年，他出生在广西南宁的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的元勋，家庭的熏陶让他从小就树立了进步思想。
15岁那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已经是南宁学生联合会会长的雷经天，带领着南宁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广西学生运动的领头人。
此后，他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上海大夏大学，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领导学潮的身影。
他的组织能力与革命热忱，也让他被党组织看中，经恽代英、贺昌介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此踏上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的道路。
从黄埔军校的工作岗位，到北伐战争的前线，雷经天的革命脚步从没有停歇。
他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三十六军担任政治部要职，手握高官厚禄，可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刻，他还是放弃一切，投身到武装起义的洪流中。
南昌起义时，他担任叶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六十团党代表，这个职务，在当时比许多后来的开国将帅都要高。
会昌战役中，他身负重伤，辗转香港、澳门治疗，伤还未痊愈，又接到党组织的任务，赶赴广州营救周文雍，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在广州，雷经天又巧妙将周文雍救出，随后又出任广东工人赤卫队政治部主任，率领工人赤卫队攻占广东省长公署，在起义部队撤退的时候，他率部垫后，为主力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撤退时间。
但谁也没想到，这位为了革命出生入死的功臣，却在1928年受到了错误谴责，甚至被开除党籍。幸运的是周总理很快就为他恢复了党籍。
恢复党籍后的雷经天，奉命回到广西家乡开展工作。
当时的广西，革命力量遭受重创，党组织支离破碎，雷经天从零开始，一步步恢复南宁的党、团组织，领导邕宁农军游击队开展斗争，为后来的百色起义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9年，百色起义爆发，红七军成立，雷经天被推举为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也就是在这时，年轻的韦国清加入了红军，成为红七军中的一名小战士，得到了雷经天的诸多照顾。
当时的韦国清，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壮族青年，家庭因为革命被反动派摧残，父亲惨遭杀害，走投无路的他投身革命，在红七军中从普通战士做起。
雷经天作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不仅在革命道路上为他指引方向，更在生活上给予他关怀，这份知遇与照顾，韦国清记了一辈子。
可雷经天的革命道路，却再次遭遇坎坷。
1930年，“立三路线”要求红七军攻打大城市，雷经天根据右江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此举不符合革命实际，却被扣上了多项罪名，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撤销所有职务。
直到1931年，红七军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批判了曾经的错误，雷经天的党籍才得以恢复。可命运却并没有放过他。
同年，红七军转移到中央苏区后，雷经天调任肃反委员会秘书，因不赞同肃反扩大化，保护了许多被错误怀疑的同志，自己却被当作改组派怀疑对象，第三次被开除党籍。
万幸的是，负责审案的邓发了解他的革命历史，留他在保卫局做审计工作，才让他免遭杀身之祸。
三次被开除党籍，三次蒙受不白之冤，雷经天的职务一降再降，可他对组织的信仰却从没有动摇过。
长征开始后，他从文书到侦察员，最后成了伙夫，背着一口硕大的行军铁锅，跟着大部队跋山涉水。
路过广西时，老战友心疼他，劝他甩掉这口“黑锅”，回到家乡，那里的同志了解他，能让他摆脱困境。
可雷经天却摇了摇头，他说：“我回去了，个人身上的‘锅’是放下了，但受我牵连的同志，会背上更重的‘黑锅’，问题就更复杂了。”
当时的韦国清，已经在革命中成长为一名干部，看到自己敬重的老首长落得如此境地，心里就像刀绞一般，多次想伸出援手，照顾雷经天的生活，可都被雷经天拒绝了。
雷经天知道，自己此时是“问题人物”，韦国清靠近自己，会受到牵连，他不愿因为自己，影响后辈的革命道路。
这份为他人着想的赤诚，让韦国清心里满是愧疚，也让他更加敬重这位老首长。
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组织终于为雷经天平反昭雪，恢复了他1925年的党籍，十几年的冤屈，终于烟消云散。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雷经天被调到山东，出任东江纵队政委，这支队伍后来改称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由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委。
两广纵队虽是纵队编制，却只有4800多人，大多是两广子弟，长期进行游击战争，装备差、兵力少，是华野实力最弱的纵队，粟裕平日里也很少让他们承担繁重的作战任务。
可到了淮海战役，华野伤亡惨重，兵力告急，这支看似弱小的队伍，也不得不走上最残酷的阻击战场。
雷经天走进苏北兵团指挥部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领受任务，阻击援敌。
面对韦国清的动情，他只是局促地抽回手，敬了个军礼，沉声说：“报告韦司令，两广纵队前来接受任务。”随后又打断韦国清的叙旧，直言“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敌人已经推进到什么位置了？”
简单的一句话，拉回了韦国清的思绪，也让所有人看到了雷经天的革命担当。个人情谊再深，也比不上战场的胜负，比不上革命的大局。
两人当即对着地图商讨对敌之策，雷经天的目光落在了卢村寨，主动请缨：“把这里交给我们吧。”
韦国清当即一惊，卢村寨是孙元良兵团的主攻方向，对方有3万多人，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还有坦克部队助阵，而两广纵队只有4800人，装备落后，敌我力量悬殊，这无疑是一场九死一生的阻击战。
可雷经天却早有考量，他说：“我们是两广子弟，熟悉山地作战，卢村寨有丘陵地形，正好发挥我们的近战优势。”
此时通讯员来报，孙元良兵团的先头部队距离卢村寨不足30里，时间紧迫，容不得半点犹豫，韦国清只能咬牙答应，将这副重担交给了雷经天和两广纵队。
谁也没想到，这支被看作“弱旅”的队伍，在卢村寨创造了战争的奇迹。
雷经天领命后转身就走，半点耽搁都没有。抵达卢村寨后，他带着营连干部勘察地形，划分防守区域，趁着夜色抢修工事，将士们心里都清楚，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
战斗打响后，孙元良兵团的攻势一波比一波猛，炮火把卢村寨的阵地炸得焦土一片，坦克更是直逼防线前沿。
两广纵队没有反坦克武器，战士们就抱着炸药包、捆着手榴弹，借着地形掩护绕到坦克侧面，用血肉之躯去挡钢铁洪流。
阵地丢了再冲回来，工事毁了就用土块、弹坑临时搭建，前线的伤亡不断增加，雷经天始终在前沿指挥，和将士们一起扛着压力。
韦国清在指挥部看着战报，心疼两广纵队的损失，想调预备队上去支援，却被雷经天拒绝了。
他知道淮海战场各处都是硬仗，预备队是苏北兵团的后手，不能全投在卢村寨，宁可自己这边咬着牙扛，也不能让整个阻援防线出漏洞。
到了战斗最胶着的时候，两广纵队的文书、炊事员、司号员这些非战斗人员，也都拿起武器冲上了阵地，所有人拧成一股绳，死死守着防线。
这场仗打得异常惨烈，哪怕工事大半被毁，将士们却还是一次次打断了敌人的冲锋，硬是把孙元良兵团的北援脚步拦了下来。
华野九纵的增援赶到后，两军合力将敌军击退，两广纵队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伤亡，却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为碾庄围歼战的胜利争取了宝贵时间。
战后，粟裕到卢村寨的阵地视察，看着阵地上的弹孔和两广纵队的将士们，满心感慨。韦国清也始终记着卢村寨的这场仗，记着雷经天和两广纵队的硬气。
这群被看作“弱旅”的将士，用坚守诠释了军人的担当，而雷经天这位老革命，更是用行动证明了一名共产党员对信仰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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