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二百七十六年，是泉州所经历的极为重要历史关口。
站在泉州德济门遗址前，仿佛能听到历史齿轮剧烈摩擦的声响。洪武初年，明朝朝廷颁布禁海令并撤销泉州、广州、明州等市舶司，那个曾经“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刺桐港，在中国大航海时代的余晖中，被拉进了“防御模式”。
德济门遗址（陈起拓 摄）
这是影响刺桐城进程的重要转折——泉州从宋元时代汇聚市井十洲人的“世界会客厅”，变成了明王朝的“海岸前哨站”。
城市角色的转变，重构了人间百态，泉州渐渐褪去繁荣、多元的色彩。但泉州人“向海而生”的底色并未改变，大海与泉州始终命运交织。有人为守卫国家的海疆与故土，奉献力量、智慧乃至生命；也有人远赴东南亚，在异国扎根，勾勒“侨乡”最初的轮廓。
铁壁：老实人筑起坚强海防
当朱元璋设下“卫所制度”时，泉州的身份经历了一次从贸易中心向海防重镇的剧烈转换。有人比喻，如果说宋元的刺桐是柔美的绸缎，那么大明的泉州就是一面铁血盾牌。
这种刚毅，在嘉靖年间的一个泉州猛人身上得到具象化，他就是俞大猷。在《明史》里，俞大猷与戚继光齐名，人称“俞龙戚虎”，但与懂得在官场寻找平衡点的戚大帅不同，俞大猷更像是职场中领导头疼的“刺头”，却又能让百姓备感安心。
俞大猷的人生轨迹，深刻诠释了《明史·俞大猷传》里叙述的“沉毅持高，不为世俗所合”。所谓“不为世俗所合”，就是他太不懂人情世故了。明嘉靖年间，官场贪墨成风，最讲“礼”尚往来，但俞大猷不送礼，也不虚报战功。他一生经历了“七次降职、四次撤职”，甚至被投入锦衣卫死牢。这样耿直的个性，很有种闽南人身上的质朴。
当同僚们忙着向京城的权贵投诚、在官场寻找靠山时，俞大猷却在一次次贬谪与牢狱间，打磨他的《剑经》。《剑经》其名虽为论武，实则是当时关于战场的先进“算法”。他将闽南武术的刚劲与严密的兵法结合，推崇“先计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俞大猷笔下，战争不再是鲁莽的冲锋，而是一场基于理性的“力量棋局”。他在任期间，加固了崇武、永宁等石城，让明初设立的“五卫十二所”海防体系真正成为了钢铁罗网。
俞大猷性格耿直，却不甘平庸，追求纯粹：他只顾着低头钻研老祖宗留下的兵法，根本不懂得怎么利用职权去置办家业，到死时竟然家无余财。
俞大猷公园塑像（苏德辉 摄）
俞大猷代表了泉州人最实干的那部分人：不屑于钻营，却专精于实战。俞大猷留下的《剑经》，每一招都是为了保家卫国而设计的“制胜韬略”。他修筑的崇武、永宁石城，至今仍挺立在海岸线上。他这样的实在人，为明王朝打造了坚强的海防线。
长时间的军事防卫乃至作战，泉州人的“尚武精神”被不断激发起来，“海上征战”体系也在孕育，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有这里埋下的伏笔。
浪潮：下南洋与引种番薯
如果说，拱卫海疆是泉州人在明代写下的“硬核”篇章，那么移民与远航，则是他们用生命书写的另一段凄美而壮阔的史诗。
明朝的海洋有两种不同景象：一个是朱明王朝在朝贡体系下，周边国家自海上来朝；一个是民间百姓在森严海禁下，因生计困顿而出海。
琅山郑和广场（资料图片）
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泉州迎来了一支规模空前的船队。郑和，这位大明最杰出的航海家，在这里点燃了一炷香。这是他第五次统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在远赴忽鲁谟斯（今波斯湾一带）之前，他特意停靠泉州，在此行香祭拜。现存灵山的《郑和行香碑》记载了这次停靠。“钦差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祐。镇抚蒲和日记立。”寥寥数语，勾勒出大明航海巅峰与泉州神灵的一段盟约。此行，郑和除了祈求神启，还有一个更务实的目的：寻找最专业的水手。当时泉州港虽然封闭，但民间的航海本领并未断绝。那些世代经营海外的泉州水手，在船队里担当最核心的导航员和舵工。他们手里攥着厚厚的针路簿，“观星象以正方向，察水色以辨深浅。”在没有GPS的年代，硬是凭经验拼出了一本《顺风相送》航海图。此外，郑和下西洋所倚仗的巨舰，母型正是泉州的“福船”，其“一舱有伤，不至并没”的水密隔舱技术，让船只即便触礁也不易沉没，成了横跨万里的最强底气。
到了明中后期，随着人口激增，闽南地区“人稠地狭”的矛盾到了临界点。《明史·吕宋传》等史料中，字里行间透着一种生存的紧迫感——“田亩不足，生计维艰”。对于当时的泉州百姓来说，土地给不了活路，大海便成了生路。此后，官方大船收起，民间的小船却在大雾中出发。泉州人提着马笼灯（闽南语称“马灯”，寓意风雨不灭），带着一抔泥土，冲破禁令，驾船去了吕宋、爪哇、马六甲……
而航海给予泉州的回馈，最值得一说的，莫过于一株“番薯”。
学界研究表明，洪武年间，泉州人苏得道通过民间海上往来，将番薯引入晋江一带并加以试种，这是番薯在闽南落下最早的种子。此后，番薯一直在民间零星流传。到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往来于闽南商道的侨商陈振龙，目睹家乡旱灾频发，在吕宋顶着西班牙殖民者严密的出口禁令，将番薯藤蔓编入吊篮，带回国内并加以推广。由此，这株“救命粮”的种苗，才得以在闽南地区逐渐普及。泉州百姓感念其救荒之功，在江南圣丰村特建“圣丰宫”（又称先薯庙）塑像祭祀，尊其为“先薯爷”。这种“因一物、活万人、立一庙”的民间礼遇，成了闽南航海文明与土地情感连接的最好见证。
“见土就活、不择地而生”的番薯，何尝不是明代泉州人下南洋的真实写照？一批批泉州人在海外艰苦的环境中扎根、奋斗、繁衍。无论走多远，他们都会在异国建立起宗祠，传递着承载乡愁的侨批，如同番薯的藤蔓，纵使延伸万里，其根系始终与故乡的刺桐城紧紧相连。
史料记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吕宋发生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消息传回泉州，万家恸哭。正如明代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感叹的那样：“闽南人视海如田。”但哪怕前方风浪再大，为了父母妻儿，出海闯荡的风帆依然高悬。
这样的迁徙，前后延续数百年，并塑造了一个横跨东南亚的“闽南文化圈”。今天，在马六甲、在槟城，那些和泉州古城一脉相承的燕尾脊、烟炙红砖，是泉州人在明代甚至更早就开始的跨越山海，于异域他乡拓印下的乡愁。
惊雷：书生的封神一战
明末清初，泉州又出了个郑成功。
大坪山郑成功雕像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郑成功是一个战神，但在《明史》和《台湾外志》的细节里，他还是一个地道的“泉州学霸”。这位祖籍泉州南安的少年，十五岁时就考取了秀才。
郑成功早年是南京国子监的优等生，老师是名满天下的钱谦益。但随着明朝灭亡、清军南下，原本安稳的书斋生活被彻底打破，他被迫穿上盔甲，拿起了长剑。
郑成功之所以能横扫大洋，底气在泉州。他起兵的安海（安平），曾是明代著名的商贸中心。这里的海商不仅有钱，更有大明最顶级的“硬科技”：福船。
郑成功麾下的核心战力是著名的“铁人军”。这群士兵身披重甲，手持长刀，即便面对欧洲最先进的火绳枪也能与之抗衡。而他收复台湾所倚仗的几百艘巨舰，正是泉州匠人积攒了二百多年的造船手艺价值的体现。
在石井郑成功纪念馆中珍藏着描绘郑成功降服荷寇收复台湾的画卷（资料图片）
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这是泉州人在大明落幕时完成的惊人成就。郑成功的功绩彪炳史册，已无需赘述，他让世界看到：泉州人不仅会做生意、会修城墙，当国家需要时，他们还能在惊涛骇浪中，筑起海上长城。
余韵：永远向海
泉州有一种韧性，如海浪般不可阻挡。朝廷想让泉州成为一块冰冷的盾牌，泉州人却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通往世界的触角。
翻开明代的《泉州府志》，你会发现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在这二百多年里，泉州一边出产着最硬的武将，一边出产着最狂的文人（如李贽）和最拼的海商。
这种“矛盾”的统一，才是泉州留给世界最有趣的答案：真正的风骨，不是站在原地等待恩赐，而是在高墙之下，依然能找到通往大海的缝隙。
今天我们再看明朝的泉州，不是为了去翻那些故纸堆，而是为了走近那群在“老实”与“叛逆”之间切换的先辈。他们用行动告诉后人：守得住乡土的，是“根”；敢奔向深蓝的，是“魂”。
五百年前，刺桐港的潮水拍打着石岸，那声音仿佛在说：墙可以筑得很高，但海永远更宽广。五百年后，只要这份“守得住石城、闯得了深蓝”的劲头还在，泉州这艘大船，就永远能在那道名为“历史”的航线上，劈波斩浪，生生不息。
来源：泉州发布
作者：张思源
编辑：陈庚
二审：吴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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