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初，陕北的冷风掠过凤凰山，窑洞外结着薄霜。清晨五点，一份电报被送到枣园——苏方医疗小组即将抵达延安，毛主席放下地图，目光顿时亮了几分。这一趟飞机不只载着医生，还载着他失散十八年的长子毛岸英。
飞机是在傍晚降落的。舱门一开，两名穿白大褂的俄国医生先下，紧随其后，步伐稳健的东方青年让人瞬间安静下来。毛主席握住那只手，掌心滚烫，父子对视，只说了一句：“长高了。”就一句，却把旁观者的心绪都撩动了。
对岸英而言，延安既熟悉又陌生。十年苏联生活把他打造成一名标准的红军上尉：挺胸，笔挺军装，遇人喜欢直呼其名，语言里不时蹦出俄式手势。短短几天，中央办事处、交际处到处能看到这个年轻人热情打招呼的身影。延安的同志们最常听到的是“兄弟”“同志”这样的称呼，俨然一种新鲜的风景。
毛主席却没时间细琢磨。他那阵子正接受苏方医生诊治，病情稍稳就扑向文件。岸英进窑洞探视，总是被医生请出。“让主席多休息。”医生的中文不流利，却坚决。岸英很无奈，只得继续在交际处过日子。
交际处的房间是延安少有的洋楼式建筑，接待过众多外国友人。工作人员觉得安排得体，毛主席路过却皱起眉头。第二天，一纸命令下来：搬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普通平房。军被、木板床、粗瓷碗，一切与战士们无二。
不久，事情的转折出现在马场。午后阳光正好，岸英骑着朱德的坐骑，策马扬尘，引来围观者阵阵喝彩。他翻身下马，意犹未尽，笑着对旁人说：“朱德同志的马，可真健壮！”这句话偏巧落入刚到场的毛主席耳中。
“同志是你喊的？”毛主席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周围瞬间寂静。岸英怔住了，没想到父亲脸色会这么沉。“朱老总德高望重，我也得称他朱老总。”毛主席顿了顿，“你学的苏联礼节不必照搬到中国，辈分、敬称，都要合乎本地规矩。”
岸英忙低头认错，神情有些局促。毛主席指着不远处那棵老柳树，“坐下谈。”这一谈，从礼节到传统，从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一口气说了大半个时辰。毛主席强调，中国革命不是沙俄十月革命的翻版，农村是根，农民是本，年轻人必须进“劳动大学”。
说做便做。天气尚冷，贺龙帮助联系了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岸英带着简单行囊步行出发，随身仅有那支斯大林赠送的手枪和一本《水浒传》。在吴家，他与两位同龄小伙子同吃同住，同下田间。挑粪、锄地、夜里推磨，他样样上手。粗糙的土炕上，他给乡亲们读鲁迅、讲列宁。白天干活，夜晚沙哑着嗓子教识字，乡亲们唤他“小毛先生”。
起初，手上全是血泡。他咬牙坚持，没人见他抱怨。春耕时，他带头挥镢头开荒；秋收时，他扛着一捆捆谷穗回场。吴有满家的老汉逗他说：“小毛同志，你这手老茧硬得能当锤子了。”岸英笑得灿烂：“还差点劲儿，毛主席要我练到铁掌呢。”
每月月底，他扛着干粮回延安汇报。窑洞里，饭桌上多了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一盘他亲手做的炒野菜。毛主席看着儿子手上的硬茧，问：“收成咋样？”岸英取出一穗金黄的谷子：“这是我种的，特来请父亲尝尝。”毛主席点点头，却只叮嘱一句：“知识要和泥土合在一起，才能长根。”
延安十七个月，岸英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归来，他总带回笔记——前线动态、土改意见、农民疾苦、生产妙招，密密麻麻。周恩来读后称赞道：“这小伙子心里有丘壑。”毛主席不语，只把笔记锁进抽屉。
临到1947年夏，部队西北转战。毛岸英随冀晋鲁豫野战军走潼关、越黄河，实地调查土改，后来又去石楼、孝义辅导地方工作。行军路上，他仍保持俄式习惯，天不亮就起床，打背包迅捷利索。久经行军的战士说他“像个日本钟，一到点就响。”
新中国成立后，岸英调入中央办公厅，主管机要。1950年，朝鲜战事骤起，他三次上书，请求入朝作战。毛主席权衡再三，批示“同意”。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平壤战场的炊事帐篷上空突现敌机，炸弹倾泻。28岁的毛岸英与战友们倒在熊熊烈焰之中。
噩耗传来，警卫员迟疑地把电报递到毛主席面前。老人摘下眼镜，默读良久，声音低低：“打仗总要死人的，他是我的儿子，也只是普通一兵。”翌日清晨，主席按时出席会议，只在最末咳了一声，捻了捻手中那支旧铅笔。
人们后来回忆，毛岸英返乡前若干天，曾写下一句话：“身虽远，心系中华，愿将所学奉于土地。”他最终用生命践行了这句誓言。对那一代人而言，信仰并非空洞口号，而是可以置之死生的抉择。岸英从莫斯科课堂到陕北土炕，再到鸭绿江畔，脚印一路延伸，他完成了父亲口中“劳动大学”和“战火大学”的全部课程。
岁月流逝，那个在延安马背上意气风发、闹得父亲皱眉的青年已然长眠异国，但他曾经带回的那束炽热目光，仍留在窑洞石桌旁的老柳树下，随风而动，静静注视着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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