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的旧报刊阅览室里，阳光透过高窗斜斜地洒在长桌上。 六十八岁的陈婉如戴着老花镜，手指微微颤抖地翻看着1972年9月的《文汇报》。她在找一则寻人启事，或者说，她在寻找一个被时光掩埋了五十年的名字。

五十年前，她是十八岁的纺织女工，他是二十岁的技校学生。他们在国庆文艺汇演上相识，他拉手风琴，她唱《红梅赞》。演出结束后，他在后台递给她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送给陈婉如同志，愿你的歌声像红梅一样绽放。林卫国，1972年10月1日。”

那个笔记本，她保存了半个世纪。 纸张早已泛黄，但钢笔字迹依然清晰。里面夹着一封从未寄出的信，写在印着红旗渠图案的信纸上，日期是1973年3月15日。

“卫国：父母给我安排了亲事，对方是厂里主任的儿子。我抗争过，但母亲以死相逼。明天我就要去登记了。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如果有来生，我一定等你。婉如。”

这封信她写好了，却最终没有勇气寄出。第二天，她嫁给了只见过三次面的男人。婚礼很简单，两桌酒席，她穿着借来的红衣裳，全程没有笑。那天晚上，她把自己关在厕所里，把那封信贴在胸口，哭到几乎昏厥。

此后的岁月按部就班。她生了两个孩子，丈夫对她不错，但两人之间始终隔着一层什么。 她努力扮演好妻子、好母亲的角色，把那个笔记本藏在嫁妆箱的最底层，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敢拿出来看一眼。

1985年，丈夫病逝，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退休后，孩子各自成家，她独自住在老房子里，日子像一杯淡茶，平静而无味。

直到三个月前，她在整理旧物时再次翻出那个笔记本。外孙女好奇地问：“外婆，这个林卫国是谁啊？”她愣住了，半个世纪的光阴在那一刻坍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嫁错了人，而是连一句正式的告别都没有给他。

寻人之路比想象中艰难。她只知道林卫国是上海人，当年在机械技校读书，后来可能去了三线建设。她跑遍了上海的档案馆、校友会，甚至去了江西、安徽当年三线建设的旧址。线索一次次中断，希望一次次燃起又熄灭。

最终，是在虹口区一个老旧小区的居委会里， 工作人员在泛黄的户籍档案中找到了线索：“林卫国，原住虹口区保定路，1974年迁往甘肃省兰州市支援建设，1998年迁回上海，现住杨浦区。”

2023年4月的一个下午，陈婉如按照地址找到了那栋六层老工房。楼梯间的墙壁斑驳，空气中飘着饭菜香。她在三楼那扇墨绿色的铁门前站了很久，抬手敲门时，手抖得几乎敲不响。

门开了。一个白发老人站在门口，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背有些驼，但眼睛依然清澈。他看着陈婉如，先是疑惑，然后瞳孔慢慢放大，嘴唇开始颤抖。

“你……你是……”老人的声音沙哑。

“卫国，是我，婉如。”她几乎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林卫国后退了一步，扶住门框，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许久，他才侧过身：“进，进来吧。”

屋子很小，但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一把旧手风琴，琴箱上放着一张黑白照片——两个年轻人并肩站着，女孩扎着麻花辫，男孩穿着中山装。陈婉如认出，那是1972年国庆演出后，在人民公园拍的照片。她以为那张照片早就丢了。

“我还留着。”林卫国倒了一杯茶，手在微微颤抖，“所有关于你的东西，我都留着。”

他打开一个老式皮箱，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她当年送的手帕，已经泛黄但保存完好； 一叠用丝带捆好的信件，都是她1973年前写给他的；几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纺织女工先进事迹报道，上面有她的名字；甚至还有她当年喜欢用的那种红色头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