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华北天空闷热得像压了一层铁。西柏坡上空忽然出现三架敌机，轰鸣一阵后丢下照明弹，随后是炸弹。傅作义部队的空袭，让刚刚在山区扎下指挥部的中央机关第一次切实体会到“没有制空权，处处是威胁”。
短短几日，石家庄的大兴纱厂被炸成了瓦砾，平山县城也挨了两轮炮火。为了反制，中央警卫团急调一个排驻扎山头，架设重机枪与报警器。从那时起，最严格的警卫制度被一步步完善，所有人都明白：再小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两年后，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机关迁入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选择了城西北的香山。这里林木茂密、地势高峻，便于防空。但北平城里的谍报网仍在蠢动，南苑机场的国民党飞机时不时窜来试探，局势并不比山区轻松。于是，汪东兴临危受命，担起总警卫任务。
第一次要务是“空中无死角”。高炮师被拉上山头，望远镜、报警器样样配齐。汪东兴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德国“僧帽”望远镜借给观测哨。只要天空里出现三架以上可疑机影，警报立刻拉响。规则看似苛刻，却是血的教训换来的。
防空渐渐稳定后，更棘手的却是地面管控。香山对外看似一片幽静，实则路网交错，遍地小径。为堵住漏洞，中央警卫部门在通往香山与玉泉山的数个要道上设了专门检查站，青龙桥便是其中的咽喉。
这些检查站人员穿着没来得及更换标识的黑色旧警服。表面上像旧警察，实则都是精挑细选的老八路、侦察兵。可制服一穿，麻烦跟着来。
1949年4月中旬的一个晌午，三辆华北军区大卡车满载报废炮弹，轰隆开到青龙桥。哨兵稳稳举手示停，不料司机火气冲天：“凭什么挡路？”对方情绪激动，抡起巴掌，左右开弓。两声脆响，一名年轻警卫耳光落座。还没等解释，车便一脚油门冲关而去。
消息传到便衣队，队长高富有拍案。危化品闯禁区不说，还打伤警卫，性质恶劣。追出几公里截停车辆，唐延杰参谋长赶来，司机和带队营长被当场控制。高富有冷冷一句：“炸药上香山，胆子不小。”华北军区只得连夜处理，涉事人员降职、禁闭，算是了结。
谁料半个月不到，青龙桥又起风波。中央机关某干部家属要去万安公墓安葬父亲，车里放着棺木与孝幡。没有通行证，照例被拦。悲伤加焦躁，那位女士也甩出两记耳光，目标还是执勤的小赵。旁人大气不敢出，小赵面红耳赤却仍不放行，现场车辆越堵越多。
有人认出那位女士与上级熟，强行放行后，高富有这边却炸了锅。检查站战士普遍抱怨：“一穿黑制服就成了出气筒？连巴掌都得忍？”情绪累积，竟有人提出“集体不上岗”。战士们围在山上议论，气氛沉到冰点。
汪东兴得到报告，快步赶到，迎面喝道：“罢工？那是旧社会的法子！我们是保卫党中央，谁能离岗？”短短一句，众人悚然。汪东兴随即加了几句话：“受委屈可以反映，岗位一空，敌人钻空子，责任谁担？”说罢，他在青龙桥亲自站了半小时岗，往来人员看得清清楚楚。小赵等人脸红，默默回到岗位。
此事后，中央警卫部门痛定思痛，调剂了三件措施。第一，统一制式服装，换掉国民党旧警服，明明白白告诉来往干部：岗哨是人民子弟兵。第二，专门设计通行证，分类编号，车辆、人员一目了然。第三，增设流动调解小组，遇到民事冲突先劝、再报、后处置，减少矛盾激化。
这一系列新规推行的同时，另一本厚厚的《武装保卫手册》在中央警卫团内部悄悄传阅。手册详细列了望哨、盘查、跟随护卫等五十余条操作要点，还特别标注“枪机挂空仓不得上膛”“夜间不得使用强光手电直射首长面部”。有意思的是，手册末页留了空白，标明“事故教训栏”。每出现差错，专人记录，层层通报，部队人人警醒。
北平城大，误会却总难彻底杜绝。周恩来曾半开玩笑地对警卫干部说：“制度是你们定的，别让自己先被制度绊倒。”这句话，后来成了警卫教育课里的固定案例。毕竟，若规则不清晰，责任难厘清；规则太呆板，危险也可能从缝隙钻进来。
警卫工作的另一条高压线是“走火”。不久后，中南海内发生两次意外。一次是警卫员检查步枪时保险未关，子弹嗖地穿过空中，把周恩来的一顶帽子打了个洞；另一次，彭真在朝阳门外打猎，卫士长装弹不慎，擦伤了彭真的左手背。轻伤，却足够警示：护卫首长，首先要控制自己手中的武器。
香山的夜色逐渐变得平静。防空炮阵地上的探照灯再没照见敌机，山脚的路卡也不再出现排队长龙。毛泽东偶尔散步到双清池畔，见到执勤战士，总会拍拍肩膀问一句：“值勤辛苦吗？”战士们立正敬礼，回答得干脆：“不辛苦！”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礼炮齐鸣。几位在青龙桥挨过耳光的警卫员也在人群里，他们望向远处那座熟悉的山。香山依旧苍翠，只是再没人敢贸然闯关；警卫员依旧守岗，却再也没有挨打受委屈的故事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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