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高于替代水平（2.1），连印度的总和生育率都已经跌破2.0。生育率不是不能回升，比如法国从1993年-2010年，俄罗斯从1999年-2016年，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跌破替代水平后，成功逆袭，回到替代水平之上。
生育问题最严重的，就是东亚几个国家/地区，之前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日本，现在反而是东亚国家的生育率的排头兵。
从大国崛起角度看，生育率低下是不利的。大国竞争看得是总量，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来说，人是大国竞争的核心资源。中国目前的人口数，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北约+日韩澳新）的人口总和。中国的庞大人口，是中国在未来大国竞争中最大的底气和实力。
既然人口这么重要，为什么当年要搞计划生育，要把遏制人口增长？
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1956年是307公斤。这个数字，直到1978年才超越。粮食总产量从1956到1978年增长了50%，亩产也有类似增长，但这部分的增长完全被人口增长吃掉了，人均几乎没变。
民以食为天，耕地面积是有限的，人口增长是无限的。站在1978-1980年这个时点，看到的是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完全被人口增长吃掉。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均）和二十多年前，没有本质提高，仍然处于温饱状态。政府发愁的是怎么养活十亿人。
人多了，总产量高，人均却涨不上去。“小民幸福”是看人均，不是看总量。从“小民幸福”的角度，四十多年前得出了一个需要控制人口增长的结论。当时得出这个结论非常合理的。毕竟，任何人都无法预料到未来四十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的人口学家1981年分别以动物蛋白摄入量和技术装备程度为标准，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人。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他们低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潜力。不过，中国人少一点，人均角度“小民更幸福”是没错的。
站在“小民幸福”的角度，生育率低下也没啥，说不定是好事。
就业难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业难的本质原因还是劳动力过剩。未来，制造业越来越自动化，会有更多的黑灯工厂，同样的产能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大量白领的工作也被AI取代。
如果一个孩子2025年出生，他面临的升学，就业压力，会远小于一个在14-17年出生的孩子。一个5-6亿人口的中国，“卷”的程度，一定远低于现在14亿人口的中国。从这个角度，现在其实是生孩子的好时机。如果我和我老婆能年轻10岁，我们可能还会再多生两三个孩子。
人是双刃剑；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是资源，也是负担。
今天的中国，产能过剩。平均而言，人能生产出来的价值，远远大于人能消费的价值。这时，人就是资源，人多力量大。人的消费者属性反而得到了更多重视。浪费变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美德。
但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中，人生产出来的价值和需要消费的价值没有这么大的差距，大部分人都挣扎在温饱线。一旦人口爆炸，人均产出下降，就可能出现灾荒和动乱。
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就是这样，产能不足，供不应求，有些决策者认为人是一种负担，要填饱十亿张嘴太难了。
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能力大于消费需求，似乎人是资源，不是负担。然而，算到每一个人个体头上，就不一定了。
有个关于IBM的笑话：
两个食人族的人应聘进了IBM。 公司人事主管知道这两个家伙每天都要吃人，于是警告他们：“如果你们胆敢在公司里吃一个人，你们就会立即被炒掉！”
两个食人族唯唯喏喏地答应表示绝不会在公司里吃人。两个月过去了。公司里平安无事。 突然有一天，公司发现负责打扫公司卫生的清洁工不见了。于是人事主管非常气愤，找来两个食人族怒斥，并当场炒掉了他们。
出了公司大门，一个食人族马上对另一个抱怨起来：“我一直警告你不要吃干活的人，你就是不听！我们两个月来每天吃一个经理，没人发现。你看现在吃了清洁工，他们马上就发现了！你真是个猪！”
对一家IBM这样的大公司来说，如果公司能准确衡量员工的贡献价值，一定会发现：有一部分员工给公司贡献的价值远高于拿到的报酬，这部分员工是资源；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员工，拿到的报酬高于给公司贡献的价值，这部分员工是负担。问题是公司无法准确衡量员工的贡献，无法分清楚谁是资源，谁是负担，经常裁员裁到大动脉。
对一个国家来说也一样。有一部分人创造的价值，大于消耗的价值。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创造的价值，低于他们消耗的价值。
前Meta FAIR团队研究总监田渊栋今年一月写了一份公开的个人年终总结。其中提出了一个“人类社会”的费米能级的概念：
如果考虑劳动力的投入－回报模型，传统思维会告诉你，工作经验积累越多，人的能力越强，回报也越大，是个单调上升的曲线。这就是为什么大厂有职级，职级随年限晋升，越老越香。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职级已经没有意义，过去的经验也没有意义，人的价值从按照“本人产出的劳动数量及质量”来评估，变成了是否能提高AI的能力，人加AI要大于AI本身的产出，这样才行。
这样就让投入－回报曲线从一个单调递增曲线变成了一个先是全零，再在一定阈值之后增长的曲线（也即soft-thresholding的曲线）。一开始人的能力是比不过AI的，而AI的供给只会越来越便宜，所以在很长一段成长期内，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在人的能力强到一定程度之后，能够做到辅助AI变强，才开始变得有价值起来。
在这样一个非常两极分化的投入－回报模型之下，如果把人+所有个人能获取的AI当成一个智能体，整体来看，它的能力分布会和电子能级在材料里的分布很像：低于或达到某个水准线的智能体遍地都是，求着客户给它干活，以证明自己还是有用的；而高于这个水准线的智能体则指数级地变少，获取和使用它非常花钱，还常常排不到。
这个水准线，就是AI洪水的高度，就是人类社会的“费米能级”。低于费米能级的职业，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颠覆掉，就像一场洪水或者地震一样，前一天还是岁月静好，后一天整个行业被端掉了。
如果田渊栋的预测真的变成了现实。人类社会将会变成两极，绝大部分人将会完全没有价值，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让AI变强，他们所能贡献的价值将是普通人的百万倍。人类社会绝大多数人将变成负担。他们的作用就是作为产生顶级精英的“人口基数”。如果技术的发展让可以“优生”，就连做为基数的意义也没有了。
之后，人类社会将会走向两个方向。如果政府弱势，或者不重视公平，就会是刘慈欣小说中的“终产者”结局，非常小的一部分人拿到所有社会资源，其他的人都是勉强活着。
如果政府强势，重视公平，就会是表面上的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结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按需分配。人为了兴趣和自我实现工作，而不是为了赚钱而工作。
无论哪个方向，人口数量少点不是坏事。生产力再发达，经济总量再高，人口太多，也无法按需分配。
两个结局我都不喜欢，我希望田渊栋的预言不要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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