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18日凌晨，上海北站外的细雨刚停，押解俘虏的宪兵们催促登车。陈赓挨着冷铁链走进三等车厢时，发现座位中央焊着一只半人高的笼子，里头已先锁着一位短发女学生。灯泡昏黄，彼此第一眼都只看见一抹警惕。
陈赓的肩膀仍缠着绷带，血渍透出微红；女学生抱着一本《普通化学》，不停用手指摩挲封面。陌生男人与陌生女孩被放在同一“笼子”里，本就反常，两人心底各自推测。陈赓想到上海站里盘桓的特务，暗自戒备；女学生则瞥见他臂粗掌厚，生怕眼前这汉子是悍匪。车轮启动，铁轨震动，一时无话。
车厢摇晃了三个钟头，夜色化作鱼肚白。女学生用潮汕方言低声抱怨寒气，细若蚊鸣，却被陈赓捕捉了腔调。他顺势开口：“潮音？”女学生一惊，点头又立即抬眼打量。“汕头，对吗？”陈赓补了一句。听话音并无恶意，女学生的肩膀放松了些，轻声回道：“是。”
消除误会后，两人开始断续聊天。女学生谈起读书会上讨论俄国文学，陈赓则顺着话茬，说起自己在法语学校读过雨果。言语间的底气与胸襟，让女学生逐渐相信这不是江湖恶徒。她好奇他为何负伤，陈赓只说行动失手，被探子盯上并不意外。
列车经过无锡时，车窗外飘来茶香。陈赓忽地笑道：“潮汕我待过，差点把命留在那里。”女学生侧耳，想听详情。于是陈赓提到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东进汕头，自己背部中弹，转进一家日资医院养伤。那家医院设在外马路，药水味混着海腥仍记忆犹新。
更鲜明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护士。她姓李，唤作“阿姐”也不为过。日军顾问突然带宪兵查房，她悄悄把他推进存放敷料的小房间，又让家里送饭菜、换药散热。陈赓说到这儿，轻轻一叹：“若非她，我此刻大概早已埋骨海边。”
话音未落，女学生猛地抓住他的衣袖，急切脱口：“她姓李？确定吗？”力道之大，让陈赓也怔住。他点头答：“李，千真万确。”女学生鼻尖发红，喃喃一句：“那是我姐姐。”说罢，泪珠顺颊而下。
陈赓愣了几秒，记忆里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小女孩浮现——当年护士的家人常带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同行，腼腆，守着餐盒。一次送两尾黄花鱼来，他笑着让小姑娘尝一口，孩子却推辞不肯。对照眼前人眉眼，恍若旧影重合。他轻声询问：“那次黄花鱼，你还记得？”女学生含泪点头，嘴角的笑意掩不住激动。
命运的暗线就此被拉直：六年前的救助，六年后的重逢，偏偏发生在敌人押解的囚车上。窗外太阳升起，光线照进铁栅栏，斑驳如同两人交错的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相认并未改变押送行程。下午一点多，列车抵达南京浦口码头，宪兵换了船只，继续把陈赓和女学生送往珠埠头监察所。途中，女学生悄悄告诉他，姐姐其实在1930年春天的瘟疫里殉职，没能看到汕头港重新开放的繁忙景象。陈赓听后沉默，良久才道：“她走得早，却救活了许多人，也包括我。”
三日后，陈赓被关进南京草莓园监狱。排号、搜身、剃头，一切流程冰冷。女学生被押往江苏高等法院临时看押所，两人没能再说一句话。临别前那一瞥，成了彼此心底的勉励：活着出去，再赴汕头祭拜救命人。
档案记载，1936年春，陈赓利用狱中党组织策划，从南京雨花台秘密转移，后经香港辗转回到中央苏区，再赴延安。此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诸多战场上，他屡建奇功。每至闲暇，常有人听他提起“汕头李护士”，语气里既温和又郑重。
而那位女学生，1949年秋加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政工系统，随军南下。1950年春节，她终于返回阔别二十三年的故乡，在外马路旧址前放了一炷清香，只字未提自己在囚车上的那段奇遇。
史料没有更多记录他们的后续相见，但有一张1953年春摄于北京的合影流传下来：陈赓中将与几位从事医疗工作的侨乡代表合影，照片角落站着一位温婉的女医生，相册背面潦草地写着“阿梅妹——于伯父存念”。对照当年北站的囚笼名册，那个“李梅”确是当年被捕的女学生。
两条轨道延展向远方，人生如同列车穿隧过桥，暗处与光处交替。历史的注脚常在不经意间重合，让人陡然明白，一次善举可能改变两条生命的走向，也在动荡岁月里埋下一颗温热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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