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走廊里飘着消毒水味。刚从朝鲜战场负伤归来的王建安掀开被子，准备独自下床取水。护士劝阻，他却摆手：“别把我当成什么稀罕人物。”这句随口的话，后来在军中流传很久，因为它几乎概括了这位将军一生的行事准则——不用特殊照顾，不能搞特殊化。
王建安出身贫寒。1929年，他在河南罗山参加红军，彼时年仅17岁。长征、抗日、解放战争，年复一年，他从排长一路升到纵队司令。1949年渡江时，他指挥的三十五军火速突破江防，38岁。对外，他是作风泼辣的“拼命三郎”；对内，他坚持“连以上干部都得站在第一线”，这让不少新入伍的小战士既敬又怕。
朝鲜战场上，1951年5月的第五次战役，王建安率部穿插至清川江南岸。炮火正炽，旅长报告前沿粮弹不足，他只回了一句：“顶住！”韩军退却后，志愿军官兵才发现旅长的电话早在半小时前就中断，王建安硬是凭经验稳住战局。很少有人知道，战役结束后他高烧40度，被紧急送回北京治疗。也正是这次病重，造成了他在1955年大授衔时的遗憾。
1955年9月，八一大楼灯火通明，首批将官名单经由军委呈到毛主席案头。史料显示，评衔小组最初给王建安标注的是“上将”。然而此时的他仍在老山口疗养，错过了体检、政审等关键流程。程序一耽搁，最终名单上只剩下空白。同年年底，他才拄着拐杖返回工作。许多人替他抱不平，他却淡然：“级别不是勋章，完不成任务才丢人。”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1月的补授衔仪式格外低调。新中国第一代上将中，只有王建安没有仪式照片；他主动要求摄影组别进会场。“浪费胶卷干什么？”他对办公厅干部这样说。几位记者还想坚持，被他一句“回去写稿，比拍我重要”堵了回去。
从1956年到1969年，他先后担任南京、北京两大军区副司令。始终是副职，身边有人劝他向组织表达希望，王建安摆手：“副职也能打仗。”叶剑英后来谈到这段往事，用了六个字——“从不为己谋”。
1978年春，王建安突访驻闽某师六连。连队早有“模范训练尖子”之名。将军到来时正逢早操，队列整齐，口号震天。检查持续三天，他翻阅考评簿，暗里点选十名普通兵抽测射击、体能，成绩却大相径庭。这位1940年代就会“钉子调查法”的老兵冷冷一句：“少演戏，多练兵。”师里挨了一场痛批，六连的“红旗”也被摘掉。有人说他苛刻，他回了一句：“战争不会提前通知。”
对特权的零容忍体现在细枝末节。1960年，他赴沪参加后勤会议。按规定，师职以上干部可在十一楼食堂就餐。可他看到不少家属也端着托盘走进来，当场把大家请到一楼：“规定就是闸门，别踩断了。”气氛尴尬，却没人敢顶嘴。
1965年冬，秘书托人购得十斤花生油，想补补将军身体。王建安知道后让秘书立刻退货。“一旦搞特殊，军心就散。”秘书红着脸跑出去排队退油。几年后，师史编辑室在整理资料时把这一段收入《后勤简报》，用来警示机关干部。
1970年代初，他到地方工厂调研。厂长特意在办公室放了两台最新款收音机作为“纪念”。王建安抬脚就走，丢下一句：“检讨书留给组织。”第二天，厂长亲自把收音机搬走，随即递交书面说明。
时间跳到1980年3月18日，这一天是个星期二。午后，中央电视台播放国外某总统的盛大葬礼。王建安靠在沙发上，慢慢地说：“铺张到这种程度，百姓会怎么想？”牛玉清轻声回应：“你要是走了，也不许排场，是吧？”将军点头。
4月初，他突发脑溢血，住进海军医院。医生建议通知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他挥手示意：“工作要紧。”病情反复之际，他多次交代后事：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若医院需要，可行解剖研究。
1980年4月25日清晨，王建安离世，享年68岁。牛玉清遵照遗愿，当晚即与医院签署遗体解剖同意书，随后把骨灰撒入北京郊区试验田。整个过程，除家属外，没有任何人出席，也没有花圈挽联。有人问她：“就不通知老战友？”牛玉清摇头：“他不喜欢麻烦人。”
一个多月后，李先念在外事场合得知噩耗，专程赶到东堂子胡同慰问。走进小院，只见木质书架、旧藤椅，屋内陈设与普通离休干部无异。李先念环顾四周，沉默片刻，道：“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解放军报》6月在显要位置刊登通讯《王建安的最后命令》，详细披露这位上将拒绝追悼的经过。报道末尾引用了战友的感叹：“没有人吊唁，并非无人敬重；这样的离去，是他一贯的选择，也是他应得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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