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贤江，又名英甫，1895年4月出生，浙江余姚县云和乡杨家村人，穷裁缝家庭出身。
他有三弟三妹，因是长子，父母节衣缩食供他求学。1911年冬，杨贤江毕业于诚意高等小学堂。不久，在父母包办之下，与大他2岁的女子张淑贞结了婚。婚后，他说服父亲，于1912年秋考入学膳费全免的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
1919年7月，经邓中夏介绍，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为少中南京分会书记。
1920年9月，杨贤江受聘去广东肇庆任高要县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但事与愿违，正值粤桂军阀混战，兵荒马乱，补习所和其他学校都无法开学。被困愁城50多天后，他不得不回到余姚老家。
在肇庆，杨贤江目睹军阀之残暴，士兵公然出卖抢劫来还带有血迹的金银首饰。这使他教育救国的信念受到很大打击。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说：“我从四千里外，专程到此，终算冒了个险……惟一念及教育前途，则不禁恻然耳。”
就在他彷徨无计时，接到《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的邀请信，便欣然而往。
20年代初，商务编译所汇集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董亦湘等。杨贤江与他们意气相投，志趣相同，受其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克思主义。1922年5月，杨贤江由沈雁冰、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贤江入党后，担任了不少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1923年，他与恽代英共同负责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委国民运动委员会学生方面的领导工作，后又任上海地委执行委员。1926年初，杨贤江与恽代英、沈雁冰、林钧等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以后又任常委兼青年部长。
他以《学生杂志》为掩护，负责党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通讯联络；协助张秋人、宣中华来杭州、宁波开展党、团工作；到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活动；到上海大学社会系授课，担任上大附中教务主任，还受聘为景贤女中讲学。
他和侯绍裘、高尔松等9人组织青年问题讨论会，还担任过上虞春晖中学教务主任，每周一次往返于上海至白马湖之间。他帮助家乡余姚青年组织进步社团创办《余姚评论》和《余姚青年》。
他还创造性地开辟了“通知”“答问”栏，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学生们纷纷向杨贤江请教，问题包罗万象，有世界大势、国家命运、人生前途，有婚姻恋爱、职业选择，处世交友，还有妻子不育、父母强迫纳妾、因口吃想自杀等等，他总耐心解答指导，或请人来答疑。
这样的通讯、答问，每期刊登10则，甚至多到100余则。因简明扼要、有的放矢，极受读者欢迎。来信越来越多，杂志也越办越好。
《学生杂志》因此销量大增，遍及全国大中学校，甚至远销海外，影响极为深远。不少青年学生受其影响而参加了革命，有的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
他还担任党内重要职务，须做大量的社会工作。在巨量的工作之外，他竟坚持从1923年秋到1925年夏，修完了复旦大学心理学院的全部课程，不能不让人惊叹。
他一心工作，自奉甚为节俭。在《学生杂志》的6年，大部分时间过的单身生活。他没有嗜好，饮食简单，清汤里加一点“味之素”，星期六喝一小杯五加皮酒，已经算是奢侈。这是他做苦学生养成的习惯，也因其家庭负担较重。
因缺乏爱情基础，他和张淑贞协议离了婚。但双方关系处理较好，离婚以后，杨贤江继续供给张在绍兴明德女师读书，直到毕业。1925年，他与杭女师毕业的姚漪韵结婚，建立了新的家庭。
虽经济拮据，他还和沈雁冰、侯绍裘一道捐助江苏省党部各100元银元，以解决其经费困难。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杨贤江站在领导运动的前列。他和沈雁冰、侯绍裘、董亦湘等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印发宣言，组织讲演团，到工厂、学校和郊区农村宣传反帝救国。
此事引起西山会议派妒恨，竟非法开除杨贤江、沈雁冰、恽代英等的国民党党籍。为此，国民党中央派人到上海，于1926年1月成立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布杨贤江、恽代英、沈雁冰、林钧等9人为执行委员。
1926年北伐军出征后，大革命运动走向高潮。因恽代英、沈雁冰等离开上海，身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任青年部长的杨贤江责任更重，不得不离开《学生杂志》社，全力投入革命的领导工作。
1927年2月，周恩来到上海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2月下旬，北伐军东路军前锋抵松江地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也在紧张准备之中。杨贤江作为上海党部的代表到杭州联络北伐军。
在杭活动期间，他觉察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有背叛革命的危险。他在浙江省左派各县党部代表座谈会上指出：不要幻想地主资本家会自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必须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3月21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杨贤江担任上海大学纠察队队长，配合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攻占天通庵东站。当敌大刀队逼近上海大学，纠察队驻地景贤女中大有被破门而入之时，他当机立断，组织10多名女学生翻墙撤走，表现得非常沉着果敢。
武装起义胜利的第二天，上海临时市政府宣布办公。此举很快得到武汉国民党中央承认，却遭到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百般阻挠。蒋介石也急急从芜湖赶到上海，加紧与帝国主义、买办、封建势力勾结。
为此，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各团体于3月27日召开了有30万人参加的补行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杨贤江代表上海特别市党部，当着白崇禧的面，严正指出：“今日之上海，已成为革命势力之上海，是由民众创设之上海。”“我等已得之政权固须保存，我等已有之革命势力亦当扩大”。
磨刀霍霍的蒋介石、白崇禧，当然置若罔闻。当3月29日举行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时，白崇禧、钮永建等6名委员拒绝出席，蒋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致函临时市政府“暂缓办公”，白崇禧也来信要取消临时政府。
会议主席杨贤江不畏武力威胁，毅然宣布上海市政府成立，罗亦农、汪寿华等13名委员亦当众宣誓就职。
但国民党右派已接收了原市政府各局，临时市政府只接收了一个教育局，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蒋介石又指派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等头目，组成“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夺取了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以及党务之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把杨贤江作为要犯通缉，其名列通缉名单第三。
杨贤江奉党的指示，秘密到了武汉。5月13日，杨贤江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揭露蒋介石的罪行，指出蒋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新军阀，其残忍比旧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并预言如果对蒋介石进行讨伐，上海工人会有第四次武装暴动。
但武汉形势日趋逆转，汪精卫的反共活动日益明显。7月14日，杨贤江冒着极大风险，在《革命军日报》上刊登了宋庆龄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第二天，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了。
杨贤江秘密返回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参加过大革命的知识分子，有的悲观消沉，有的变节叛党，有的愤激暴躁。杨贤江却立场坚定，他说：“中国革命这样伟大的变革事业，决非一蹴而就，它要经过多次的涨潮与退潮，然后才能达到最后胜利。”
杨贤江淡淡一笑，说：“让所有的投机分子离开，有什么坏处？”
夏衍回忆说：“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我从他的这种安详镇定的态度中，深切地感到了一个作为共产党员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气概与庄严。”
1927年底，上海形势更加险恶，杨贤江和夫人奉命东渡日本，住在京都。他继续用笔战斗，还担任中国留学生中党组织的负责人，机智地进行地下工作。董必武、林伯渠等去日本后，都是在他周密安排下，躲过日本警察，取道海参崴去苏联的。
大革命失败后的4年，杨贤江因被通缉，只得蛰居地下，用笔战斗，并以此维持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
生活的折磨和工作的劳累，使他本来很健康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1931年7月，杨贤江病倒了，患的是肾结核。党组织和朋友帮助他去日本医治。8月9日，在长崎一家医院里，杨贤江不幸逝世，年仅36岁。
杨贤江逝世后，由李一氓去日本运回他骨灰，葬于上海永安公墓，立了一块由经亨颐手书的“杨贤江墓”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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