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绵竹先贤
张嘉慧
有史以来，四川绵竹出过两位相当于宰相的重臣：南宋的张浚与明代的刘宇亮（人称刘天官）。张浚安邦定国之功公认卓著，名垂青史；而刘宇亮的名声不仅远逊于张浚，甚至略显狼藉。实则，这位明末首辅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其生平功绩与历史评价，值得重新审视。
明代开国不设宰相，以六部理政，六部之首职权类同宰相。17世纪中叶，明王朝已步入末路：水旱灾害频发，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北方女真族频频南下侵扰，崇祯皇帝寝食难安，急于寻觅能支撑危局的首辅。经慎重考量，崇祯选中礼部尚书刘宇亮，连夜召其入宫询问复兴大计。刘宇亮胸有成竹的应答令崇祯频频颔首，当即受命为首辅。
任职之后，刘宇亮马不停蹄地访民情、整苛政、放粮赈灾、调兵御外，让疲惫不堪的明王朝得以短暂喘息。彼时，女真族的威胁日益加剧：1619至1637年间，努尔哈赤、皇太极多次率军攻明，先后侵占抚顺、沈阳等七十余城；1637年，清军突破长城东口，烧杀抢掠，深入河北、山东等地，京城危在旦夕。刘宇亮昼夜不休，亲自巡查北京守军与城门戒严情况。眼见清军势如破竹，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忧心忡忡的他向崇祯主动请缨：“长此下去，京城早晚难保，臣愿离京督师勤王抗敌。”崇祯大为赞许，当即决定革除原总督卢象升之职，由刘宇亮代任。
这一任命却让刘宇亮深感不安。他认为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理应团结官兵共御强敌，革除卢象升职务无疑会削弱抗清力量。于是奏请崇祯留用卢象升，自己则全力配合督师抗清。后来，卢象升果然忠勇杀敌，战死沙场。
而此时的薛国观，早已觊觎首辅之位，与杨嗣昌暗中勾结，伺机发难。
1639年，刘宇亮督师抵达天津，总兵刘光祚却逗留不前，对其再三督促置若罔闻。刘宇亮怒而上疏弹劾，崇祯下旨令其在军前将刘光祚斩首。巧合的是，旨意刚下，刘光祚便在武清打了胜仗。刘宇亮认为刘光祚有功，不应贸然处斩，遂再次上疏请求赦免。这一举措让崇祯极为不快，薛国观趁机弹劾刘宇亮“出尔反尔，玩弄国法，对上不忠”。崇祯随即下令停止刘宇亮的督师之权。不久后，杨嗣昌、给事中陈启新、沉迅等人相继跟进弹劾。尽管刘宇亮再三申辩，最终仍被罢免首辅之职，薛国观如愿登上首辅之位。
1642年，刘宇亮携全家返回老家绵竹。眼见国家内忧外患不断，自己却报国无门，心怀“长才远志意未施”的遗憾，不久便在天官府病逝。
刘宇亮出身宦门，家风清正。其父常以张浚、张栻父子为典范训导子女。刘宇亮的两位兄长也均忠义可嘉。 受家风熏陶，刘宇亮不仅以张浚、张栻为楷模，更以父兄德行为榜样。
刘宇亮在明末抗清中确有积极作为，但《明史》中的一段记载，却让他留下了不光彩的名声：“刘宇亮督师到保定过安平时，听说卢象升已战死，清大兵将至时，竟‘相颐无人色，急趋晋州避之’”后人多以此指责他临阵脱逃，但这一评价是否公允，值得深究。
当时的明王朝已朝不保夕，连洪承畴率领的十余万大军都难以抵挡清军，何况刘宇亮督师的核心职责是巡视、检查各路守军，督促其勤王抗清，并非率领主力作战部队。清军大兵压境时，他计划退至晋州与当地守军合兵抗敌，却遭到晋州知州陈弘绪闭门不纳，这是陈弘绪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刘宇亮为保存实力退守晋州，本无可厚非，却因此落下“一遇清兵即逡巡”的笑谈，最终“墓冷凤凰山，亦任牛羊贱”。
事实上，刘宇亮既未叛国投敌，也未祸国殃民，是而在国家危难之际主动请缨督师。明末乱世，督师本就是九死一生的苦差。正因如此，崇祯皇帝下令在刘宇亮家乡绵竹天官府门前修建“首辅请缨”石牌坊以示表彰。石坊由红霞石垒成，高五丈，一坊三门，坊顶为三叠水石雕，中门上方三尺见方的石匾上书“首辅请缨”四个大字，前后配有五尺宽石撑，四柱均刻有对联，高大雄伟、十分壮观。清人李德扬曾题诗赞叹：“阀阅巍峨气尚存，行人仰止衣冠肃。”（可惜此坊已于1958年拆除）清代诗人赵敦彝也赋诗称颂：“壮哉刘相国，欲遂终军愿，登朝自请缨，为君当一面，天颜大喜悦，平台亲赐宴，水火救中原，兼赐上方剑。”李德扬亦有“首辅请缨奏天诛，不使妖氛恣荼毒”的诗句，赞赏刘宇亮请缨督师的壮举。
明末虽内忧外患，朝堂权力之争却异常激烈。短短数年间，首辅多次更迭，连同次辅在内，任职者竟达五十余人。刘宇亮生性豁达、毫无城府。他被罢免的核心罪状一是“晋州避兵”事件，崇祯对他已心生猜忌；二是为刘光祚求情、未按旨将其处斩。实则，刘宇亮的做法无可非议：有过则罚、有功则赏，本是为官之道，却反被扣上“出尔反尔，玩弄国法”的罪名，这背后离不开薛国观与杨嗣昌的构陷。《明史》明确记载：“刘宇亮明年正月至天津，愤诸将退避，疏论之，因及总兵刘光祚逗留状。国观方冀为首辅，与嗣昌谋倾宇亮，遂拟旨军前斩刘光祚。此旨下，光祚恰有武清之捷，宇亮乃系光祚於狱，而且上疏乞宥，继上武清捷音，国观乃拟严旨，责以前后矛盾……”
这段记载清晰表明，刘宇亮始终秉公行事：刘光祚抗命时，他上疏请朝廷治罪；刘光祚打胜仗后，他顶住压力将其收监而非执行斩立决，还上报捷讯请求宽恕。这般光明磊落、无私仗义的举动，在当时的朝堂极为难得。更值得一提的是，同朝为官的四川老乡王应熊曾以乡情求他包庇犯错者，也被刘宇亮严词拒绝。
然而，历代绵竹人却极少以刘宇亮为荣，知晓其真实事迹者寥寥无几，大多对他督师时未奋勇迎敌不满而轻蔑，这无疑有失公允。
明末朝廷结党营私之风达到顶峰，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一篇檄文中曾这样评价刘宇亮：“君非性暗，任性而遗误恒多，臣尽徇私比党，而公绝少。”指出刘宇亮性格不阴暗、办事爽直但偶有任性失误。在人人明争暗斗、结党营私的明末朝堂，刘宇亮的性格难免遭人暗算、流言蜚语缠身。
由此可见，《明史》中关于刘宇亮的记载是否真实可靠，仍需商榷；即便记载无误，相较于他的整体所作所为，也不过是白璧微瑕。
赵敦彝曾赋诗感慨：“酒赐平台出帝京，君王珍重者番行，绝怜一代英雄辅，不其终军显大名。”诗句中既有赞叹，也有同情与遗憾。 客观而言，刘宇亮虽未取得张浚那般波澜壮阔的业绩，但他正直善良、爱国爱民，在国难之际挺身而出，始终坚守气节、不随波逐流，不失为一位好官、一位值得绵竹人民引以为荣的先贤。
来源：绵竹史志
作者：张嘉慧
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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