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本文共3723字，阅读时长大约6分钟
前言
“烈皇乘必死之气，用皆亡之数，乃独当其锋，无一谋臣闯其胸臆，无一介士效其驱驰……”——《明季北略》
公元1644年，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留下过一句极尽悲凉的评语：“甲申三月，以文臣误国之罪，以此辈当之，虽寸斩未足以谢先帝。”
3月19日的那个凌晨，大明王朝276年的国祚，在景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下画上了句号。当后人无数次复盘那场惊心动魄的王朝更迭时，往往会聚焦于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生性多疑，或是李自成大顺军的摧枯拉朽，抑或是吴三桂的冲冠一怒。
然而，在正史冰冷的字里行间，在那个充满了背叛、投机与怯懦的夜晚，却有一个身影，用一种近乎沉默的方式，完成了对忠诚二字最沉重的注脚。
他不是饱读圣贤书的内阁首辅，也不是手握重兵的公侯伯爵，他是一个在传统儒家叙事中被视为生理残缺、道德低下的阉人。
这个阉人做了一件事，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抽在了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脸上，今天老达子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阉人～
最后的提督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戏曲和通俗小说的影响，大众认知里的王承恩，似乎只是一个唯唯诺诺、只会在皇帝身边端茶倒水，最后陪着哭一场的老好人。甚至在一些地摊文学中，为了增加戏剧张力，将他描绘成只会盲从的软弱形象。
但如果我们翻开《明史·卷三百五·列传第一百九十三》，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带有血性的王承恩。
“承恩，太监。官司礼秉笔。李自成犯阙，帝命承恩提督京营。”
请注意提督京营这四个字，在明朝的军事体制中，京营（三大营）是卫戍首都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国家的命根子。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崇祯早已不再信任那些只会互相推诿、且早已与外界暗通款曲的文官集团，而是将身家性命交付给了王承恩。
这并不是崇祯的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当时政治生态的无奈选择。翻阅《明实录·崇祯实录》可以发现，在甲申之变前的数月，王承恩多次受命视察城防，整饬军备。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此时的北京城，人心早就溃散了。负责守备的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表面上还在调度，实则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新主的贺表。
当大顺军开始攻打彰义门（今广安门）时，是谁在抵抗？《明史》记下了一笔极为罕见的战绩：“承恩炮沉贼数人。”
这简短的六个字，极具画面感。在那个满城将领都在观望、甚至准备倒戈的时刻，是一个太监站在城头，亲自指挥红夷大炮轰击敌军，他没有退缩，直到大势已去。
这种抵抗，彻底击碎了太监皆亡国之祸的刻板印象。在明朝灭亡的最后关头，掌权的文官集团在做什么？
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李自成入城；成国公朱纯臣，受命提督内外军事，掌管京师九门钥匙，结果也是开门投降。襄城伯李国桢，在城破后见到李自成，竟然还要讲究排场，汗流浃背地跪地求饶。
一边是世受皇恩、虽然身体健全但脊梁骨早已被打断的士大夫；一边是身体残缺、被视为刑余之人却在城头死战的王承恩。
这种强烈的反差，是甲申国难最讽刺的底色。王承恩的实锤战绩证明，他后来的殉国，绝非一时冲动，而是一以贯之的忠诚逻辑。
煤山对缢
3月18日夜，北京外城已破。
这段历史在《明季北略》和《国榷》中都有极为详尽且惨烈的记载，崇祯皇帝在这个夜晚，经历了他人生中最大的绝望，他先是让太子、永王、定王换上平民衣服逃出宫去。
接着逼周皇后自尽，又亲手砍杀了自己的女儿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做完这一切惨绝人寰的家事后，崇祯试图突围。
史料记载，崇祯带着几十名手持鸟铳的太监，试图从齐化门（朝阳门）、安定门突围，但守门的士兵（此时已准备投降）根本不放行，甚至向皇帝射箭。
绝望之下，崇祯回到了紫禁城。这是历史最沉重的一刻，《明史·本纪第二十四》记载：“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
崇祯亲自去撞响了景阳钟，这钟声是召唤百官上朝的信号，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但在那个凌晨，钟声回荡在空旷的紫禁城上空，却没有引来一个大臣。
平日里那些满口君父、社稷的东林名士、肱骨大臣，此刻要么在家里烧毁往来书信，要么正在准备迎接新主的投名状。只有王承恩，一直跟在崇祯身后。
此时的崇祯，已经不是皇帝，而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王承恩也不是司礼监秉笔太监，而是一个看着主人走投无路的家仆。
他们登上了万岁山（即煤山，今景山）。
关于这一幕，后世有太多演绎，杜撰了王承恩咬破手指写血书的情节，我们应当摒弃这些没有史料支撑的煽情，回归《明史》那五个字的力量：
“帝崩于寿皇亭，承恩对缢。”
对缢，也就是在崇祯皇帝的对面，上吊自杀。
在这里，必须纠正一种现代化的过度解读，有人说对缢意味着两人平等、是黄泉伴侣，这严重误读了明代的礼制与等级观念。
在封建宗法下，对指的是方位，更是一种恪守尊卑的死法。君父死，家奴不敢苟活，亦不敢并排而死以逾越尊卑，故选择在对面陪死。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友情，而是封建伦理中一种惨烈的死节。
崇祯留下的遗言写在衣服上，关于这份遗诏，正史与野史有明显出入，我们应当以《明史》及清宫档案为准，核心只有那句振聋发聩的呐喊：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至于市井流传的“朕自去冠冕，以发覆面，无面目见祖宗”等等版本，多见于《明季北略》等私家著述，官书并未采信，大概率是后人的文学加工。
而王承恩留下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写。他的遗言，就是他的尸体，静静地悬挂在皇帝对面。他没有像其他大太监那样卷款潜逃，也没有像文官那样跪迎新主。他只是守住了家奴的本分：主子走了，我也不留。
顺治的特批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王承恩也不过是历史上众多殉主忠仆中的一员。真正让这段历史具有穿透力，让三百年后的人读来依然感到震颤的，是随后发生的事。
清军入关之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实为多尔衮摄政）接手了一个破败的北京城。为了收拢人心，清廷打出了为崇祯发丧的旗号，他们安葬了崇祯（葬入田贵妃墓，即思陵）。
但在处理王承恩的身后事时，清朝统治者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规格。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下旨：“赐地六十亩，建祠祭之。”并亲自为王承恩撰写碑文（实为汉臣捉刀，代表皇帝意志）。
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一个征服者王朝的皇帝，为一个前朝的太监立碑撰文。为什么？顺治是懂政治的，更是懂人性的。他在碑文中写道：
“贞臣为主，捐躯以从……既不仅在当时，且不磨于后世。”
清朝统治者敏锐地捕捉到了王承恩之死的核心价值，在那个明朝官员排队剃发易服、争相在新朝求官的丑陋时刻，王承恩的存在，成为了忠诚二字的孤证。
此时的北京城，挤满了像魏藻德（原内阁首辅，主动投降后被杀）、孙之獬这样的降臣。清廷一边利用这些人治理国家，一边在内心深处，在道德层面，需要树立典型的反面教材与正面榜样。
清朝看不起那些投降的明朝文官，后来乾隆皇帝修《贰臣传》，将洪承畴、钱谦益等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根源早在顺治朝就已经埋下了。
王承恩，就成了那个正面榜样。清朝统治者通过推崇王承恩，实际上是在向天下的读书人，向那些刚刚剃了头发的汉臣喊话：你们平日里读了那么多圣贤书，讲了那么多仁义道德，怎么到了关键时刻，连一个太监都不如？
不管朝代怎么变，忠诚永远是统治者需要的硬通货。王承恩虽然是前朝余孽，虽然是刑余之人，但他身上的骨气，赢得了对手的敬畏。
甚至到了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去祭拜明思陵时，还特意在王承恩墓前停驻，感叹良久，这是一种跨越政治立场的价值观共鸣。
所谓的士大夫精神，为何输给了一个家奴？
这是我们复盘这段历史时，必须深挖的痛点。
明朝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庞大、最完善的文官集团。他们自诩为士大夫，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讲究浩然正气。理论上，他们是道德的完人，而太监，身体残缺，被视为六根不全的阴暗群体，在道德鄙视链的底端。
但在甲申国难的试金石下，发生了什么？
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内阁首辅魏藻德，崇祯临死前三天问他计策，他一言不发。城破后，他主动投降李自成。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问他：“你身为首辅，为何不殉国？”魏藻德无耻地回答：“方求效用，那敢死。”（我正想效力新朝，哪敢死啊）。
结果刘宗敏大怒，将其严刑拷打，最后脑裂而死。
另一个是谦谦君子钱谦益，后来清军南下，柳如是劝他一起投水殉国，他摸了摸水说：“水太冷，不能下。”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明末的官场生态中，道德已经异化为一种表演工具，一种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而非内心的信仰。
士大夫们把忠君爱国挂在嘴边，是为了博取清名，为了结党营私。当真正的生死考验来临时，这层虚伪的画皮瞬间被撕得粉碎。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国家亡了可以换个主子继续做官，只要家族利益不受损即可。
而王承恩不同。
作为太监，他没有家族（生理断绝），没有退路，也不需要博取清名。他的逻辑非常简单、非常原始，皇上是我的主子，主子死了，我也不能活。
这种近乎原始的、被现代人或许视为愚忠的情感，在那个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的末世，却显露出了金子般纯粹的质地。
当读书人丢掉了气节，反而是被他们鄙视的刑余之人捡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然后带进了坟墓。
老达子说
如今，去北京景山公园，还能看到那块石碑。虽然那棵树已经不是当年的树，但那段历史的重量从未减轻。
我们今天重读王承恩，并不是要歌颂太监制度，也不是要提倡无条件的愚忠，我们读的，是人性的底线。
在巨大的灾难和利益诱惑面前，一个人是否还能坚守自己最初的承诺？是否还能在绝望中保持一份体面？
王承恩用一根白绫，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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