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台北仁爱路三段的一处住宅里，电话铃突然响起。空军中将衣复恩接起电话，对方通知他马上前往国防部开会。他随后来到国防部大楼会议室，里面没有其他参会者，只有三位军法局官员起身迎接。
军法局人员向他出示了一份由国防部长蒋经国亲笔签署的文件，内容是马上对他进行调查。文件没有列出他的具体罪名，也没有作任何解释。衣复恩沉默片刻，只问了一句：“经国先生知道这事吗？”对方回答：“这就是部长的命令。”随后，衣复恩被带上车，驶往新店方向。这位曾为蒋介石驾驶专机十年、曾被蒋经国视为好友的空军中将，就这样突然从大家视野中消失了。
衣复恩的故事要从更早说起。一九一六年，他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衣振青是位留学归来的读书人。一九三五年，十九岁的衣复恩得知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正在招收第六期学员，内心跃跃欲试。但招生章程要求高中毕业，他的学历并不符合要求。
这位山东青年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他找出在北平读书的哥哥衣复光的毕业证书，用笔把“光”字改成“恩”字。带着这张写着“衣复恩”的文凭，他南下杭州报考，并且顺利通过了严格的体检和笔试。同年秋天，他正式成为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轰炸科学员，从此一生和天空紧密相连。
航校训练一向以严格著称。一次单独飞行训练中，他所驾驶的弗利特教练机发动机在空中骤停。下方是水田和河道，他稳住机身，瞄准一段较为干燥的土埂进行迫降。飞机损毁严重，但他从扭曲的座舱中爬出，只受了轻伤。这份临危不乱的镇定，似乎预示了他未来不凡的飞行生涯。
一九三七年，衣复恩从航校毕业，被分配到空军第二大队，担任少尉飞行员。淞沪会战爆发后第八天，他所在的飞行大队奉命冒雨轰炸上海虹口的日军据点。日军防空火力密集如网，他驾驶的诺斯罗普轰炸机右翼中弹，操纵变得困难。但他坚持完成投弹任务，最终载着数十个弹孔摇摇晃晃返回杭州基地。因此次战斗表现，他获颁“干城甲种”奖章。
一九三九年冬，日军投入性能优越的新式零式战斗机。此时已升任空军第九大队副队长的衣复恩和战友反复研究，创出一套新战术：以双机编队为诱饵低空引诱敌机，主力机群则埋伏于高空伺机攻击。十二月三十日空战中，诱饵机组依计划贴山飞行，日机果然被引下追击。
这时埋伏于云层中的主力机群突然出击，经过激烈交锋，击落日机两架，己方只损失一架。战报呈送至重庆，蒋介石亲笔批下“忠勇可嘉”四字。这份殊荣也为他日后进入蒋介石的视野埋下伏笔。
一九四三年春，一次偶然的任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蒋介石急需从重庆飞到贵阳，但专机临时检修无法出动。空军方面调派一架C-47运输机替代，并指定时任空军空运队队长的衣复恩担任机长。
C-47原为货运机型，机舱内空无一物。衣复恩急忙找来两把藤椅，用绳索牢牢固定在舱内地板上，作为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的临时座位。飞行途中遭遇强烈气流，机身剧烈颠簸。衣复恩通过机内电话平稳报告：“是正常气流，马上恢复平稳。”几分钟后飞机果然趋稳。这次飞行让蒋介石记住了这位“飞行稳当”的飞行员。
一九四五年，美国赠送蒋介石一架四发动机大型专机C-54，并且命名为“美龄号”。选拔机长时，衣复恩成为不二人选。自此，他正式成为蒋介石的专机机长。此后数年，他驾驶这架银色飞机，载着蒋氏夫妇穿梭于动荡的中国天空。
时间来到一九四九年，大陆形势剧变。十二月十日，成都凤凰山机场外已可听到零星枪炮声。下午两点，“美龄号”四台发动机都已启动。蒋介石独自站在舷梯下，望向北方很久没有动。衣复恩在机舱门口看了看表：燃油已加满，天气适航。这时一名参谋快步前来低声报告：“北面车道发现不明车队快速接近。”衣复恩心知不能再等。他很快走下舷梯，来到蒋介石身旁低声说：“校长，必须起飞了。”声音虽轻，却字字清晰。
蒋介石仍然不动。远处突然传来爆炸闷响，好像有仓库被炸。衣复恩伸手轻托蒋介石右肘，半扶半引，陪同他登上舷梯。侍从们随即跟进。舱门关闭，飞机开始在跑道加速滑行。衣复恩把四具油门推至最大。沉重的C-54在跑道尽头终于抬起机头，起落架收起时轮胎几乎擦过下方田埂。飞机爬升转向东南，身后大陆的轮廓逐渐模糊，最终消失于云层之中。这次飞行，也为衣复恩自己的大陆岁月画上了句号。
来到台北后，衣复恩的军旅生涯一度达到新高，并开始接触核心机密任务。他历任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长、空军副参谋长，于一九六三年晋升空军中将。他主持的情报署直接指挥执行高空侦察的“黑猫中队”和执行电子侦察的“黑蝙蝠中队”等秘密单位。
他和蒋经国的私交也日益深厚，常受邀至七海寓所便餐，蒋家子女亲切称他“衣叔叔”。一九五九年，他奉命参与创办“中华航空公司”，该公司初期任务之一就是掩护对大陆和东南亚的特种空运行动。一九六四年，他调任国防部计划参谋次长室执行官，始终身处核心圈层。在大家眼中，他的地位稳如磐石。
作为情报署长和特种任务负责人，他和美国情报机构来往密切，并主导多项高度敏感的军事工程，包括修建U-2高空侦察机的专用机棚。这些背景使他掌握了太多机密，也让他卷入了权力争斗与猜忌之中。
可是没有人料到，一场风暴正悄然逼近。一九六六年七月，衣复恩接国防部军法局通知，称其负责修建U-2高空侦察机专用机棚工程中涉嫌图利，要求前去谈话。他前往说明后返家。但同年九月九日，他再次被传唤，这次直接被送入新店看守所。逮捕令确实由国防部长蒋经国签发，罪名栏却几乎是空白。从权力顶峰跌为阶下之囚，只隔一纸命令。
他随后被关押在新店监狱狭小单人间。最初每周审讯一次，问题围绕他和美国人士的往来、对时局的看法等。他都如实回答，因为所有对外接触都有正式记录可查。数月后，审讯突然停止。
余下的只有漫长寂静。他在牢墙用指甲划痕计日。一天，两天……划满一年便重新开始。每天放风时，他能听见远处松山机场飞机起降的轰鸣，那曾是他生命的主旋律。他始终想不出自己究竟做错什么。狱中后来流传一种说法：他曾在私下谈话中对“反攻大陆”口号表示怀疑，认为“若真能反攻成功，当年便不会撤台”，这些直言可能触怒上级。
在被关押一千二百三十天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某日，狱卒打开牢门说：“收拾东西，你可以走了。”没有解释，没有文书。出狱后不久，军法局才作出正式判决，判处三年徒刑，但因关押时间已足抵刑期，所以不需要再返监狱。至于具体罪名，至今依然模糊。
衣复恩在办理退役手续后，有老朋友为他不平，劝他申诉。他只淡然回应：“不用了，在天上飞了大半生，这时该在地上好好走走。”转身投身商界，创办“亚洲化学公司”。凭过往养成的严谨作风和积累的人脉，他把这家起初只有数千万元新台币规模的企业，经营成市值数十亿元的上市公司，成为全球主要胶带生产商之一。
事业成功后，他默默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台北资助清寒有志学习航空的青年；二是辗转托人向山东莱阳老家的中小学捐款。九十年代，莱阳数所学校收到署名“旅台同乡”的汇款，用于修建校舍和设立奖学金。家乡人后来才逐渐得知汇款者是谁。他还以母亲“立青”之名设立文教基金会，在两岸资助教育事业。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二日，衣复恩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九岁。追悼会上悬挂一副挽联：“御风长空，曾护征辔九万里；栖影故土，终守冰心一片丹。”仪式近尾声时，一位白发老人轻轻放下一个旧式教练机模型，底座刻有一行小字：“第六期同学敬挽。”窗外，一架民航客机正平稳掠过天空，很快消失于远方云层之外。他传奇的一生，好似一次漫长飞行，历经雷雨颠簸，最终平安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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