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甘祖昌得知被评为准军级：我有意见，要向中央讨要个说法|中央军委|元帅|军级|少将

1954年2月的一天清晨，后勤部机关大院还笼着薄雾，值班员匆匆送来一份标着“机密”的评级通知。几位干部围在走廊里低声交换眼色，话不多，却都知道这张薄薄的纸背后意味着什么——一级一级写着军衔改革的前奏，也写着十几万名指战员的荣誉与情感。

文件刚摆上处长桌面，甘祖昌的名字便吸引了同事的视线：准军级。有人轻轻“咦”了一声，有人挑起眉毛，更多人沉默地翻过那一页。他们很清楚，这位在井冈山时期就挑过盐、过雪山、扛过担架的老红军，对自己的评价远比外人严格。

当天午后，甘祖昌到机关办事，只用余光就瞟见自己那一栏的“准军级”标注。他没有立刻吭声，夹着卷宗走出办公室，脚步比往日慢了半拍。沿着操场边的白杨树，他来回踱了两圈，把文件折起塞进挎包，神情既不是兴奋也不是沮丧，而是一种顽固的犟劲儿：这事得讲个理。

有意思的是，他真正动笔写报告，却是因为晚饭时妻子龚全珍一句“今天学校又闹评级”。子弟校里几名教师因分档不如预期，情绪激动，甚至停了课。龚全珍极力劝解，却被顶了一句“首长夫人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这话戳得她心里发酸。

当天夜里，家里灯光一直亮到深夜。甘祖昌先是皱眉听妻子的抱怨，随后忽然自嘲地笑了：别人嫌低，他嫌高，两头都为“定级”烦心。沉默片刻，他淡淡说了一句：“既然都有意见，那就各找各的上级去说理。”龚全珍没想到丈夫的“意见”竟是嫌档次过高，一时愣在原地。

第二天清晨六点，甘祖昌把写好的报告放进公文袋，简单两页纸，第一句话就是：请求组织考虑本人实际贡献，降定营级。理由写得平实——参加革命时间虽早，但在后勤系统任职，绝大多数时间处理粮秣、被装和运输，既少冲锋陷阵的战功，也无重大战役指挥经历，实不敢与前方将领等量齐观。

同事劝他：“机会难得，何必自降身份？”甘祖昌只是摇头，一句短短回应：“级别不是本事，别让名头压住良心。”这句话后来在机关里传开，连年轻兵都偷偷记在笔记本上。对话只此一句，却足够说明他的倔强。

报告很快递到总后勤部，又辗转送入中央军委。领袖和元帅们对这份异于常规的申请并不陌生——在那个年代，老干部们或推功，或让衔，并非孤例。然而，甘祖昌要求连降两档，且言辞坚决，还是让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员反复研究。

一个月后，批示下达：准军级维持不变。批语只有四行字，大意是肯定其谦逊精神，但组织考量全面，等级无需变动。文件到手，甘祖昌看了半晌，最后“嗯”了一声，将批示与自己的申请钉在同一份档案夹里，留作警醒。

要说此事的源头，还得追溯到他早年的那次重伤。1947年冬，他在晋察冀前线押运军需款，车辆坠桥，脑部重创。昏迷两日，他醒来第一句话竟是询问款项去向；护工怕他动脑受刺激，却又拗不过他的固执，只得把账簿搬到床边。那场事故留下了顽固的脑震荡后遗症，时不时头痛如裂。恰因这份旧伤，他在1953年底已提交过一次请战：若慢性病发作影响工作，愿回农村务农，绝不拖国家后腿。

1955年9月1日，全军授衔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甘祖昌身穿新式07式将服样板的前身——55式军服，胸前三排红底金星闪耀，却没露出半点喜色。授衔结束，他悄悄解开衣领纽扣，跟身旁老战友低声说：“别看牌子亮，当年牺牲在湘江两岸的兄弟，才最该受勋。”那位战友眼圈猛地发红。

官方档案显示，他获少将衔，荣记二级八一、二级独立自由、二级解放三枚勋章。按照评功条例，以他在后勤、兵站系统的累年政绩，完全有望进入中将初选名单。遗憾的是，慢性伤病和个人再三推辞，让授衔委员会最终定格在少将档。

1961年，甘祖昌戴着那顶磨得发白的棉帽，和妻子一起回到江西莲花。一辆解放牌卡车装着行李，停在县城招待所后门，没有排场，没有欢送横幅。乡亲们后来才知道，来领“新农民”回村的，竟然是一位刚退役的少将。龚全珍抄着方言吆喝孩子们挑石灰、挖水渠，甘祖昌则挽起裤脚在田埂里冲泥水。村里老人感叹：“这才是共产党打下江山的样子。”

有人疑惑：舍得吗？将星闪闪、礼堂掌声，一脚踏进山沟，便只剩汗水与泥巴。甘祖昌在合作社晚上点灯开会时说过一句话：“军功章挂墙上，地里庄稼还得人去种。”这话传到邻县，被写进了一期地方简报。此后数十年，他没再走进机关大楼，却按部就班参加队里分工，填田埂、架水渠、教村童识字，从未以“甘将军”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