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孟州(1996年5月20日至今),“在春秋曰河阳,战国曰河雍”,可知其为不折不扣的千年古县。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设“河阳县”。至唐会昌三年(843年),河阳县升为孟州;明洪武元年(1368年)“怀庆府”的设置,使“孟州”在1377年降格为“孟县”,由此“孟县”之名有了六百余年的历史。
史载:“孟,阻河要津,襟带汴洛,绾毂关陕陇,战之所必争,輶轩之所竞渡”。此要冲咽喉之军事位置,势必为日军图谋觊觎。
1938年2月22日午前十时,在国军撤退孟津、县长任邦逃窜的状况下,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之左追击队(馆余惣少将,指挥步兵三大队基干)石黑贞藏第二联队,在今田俊夫战车队的协助下“无血占领孟县”。
据日军新闻报道,在日军进入城垣之前,城垣外的路上已有数十名中国百姓在商会会长赵泽生(得生)的带领下等候在路两侧,“跪迎道旁,恭恭敬敬地把他们(日军)接进去。”
卑躬屈膝、奴颜媚骨换来的结果是,“敌人却载去了两汽车妇女。开仓、搜索、煮饭、喂马。”
在城墙上步哨士兵的瞭望观察下,日军从东城门(迎秀门)进城。
据乾隆朝《孟县志》载:“金大定戊申(1188年),因孟州故城有河患,徙今治,防御使么公始筑城;明景泰三年(1452年),知县贾珍重筑;正德十三年(1518年),知县刘澄增修,易堞以砖。增置四门,南曰仰嵩、北曰拱极、东曰寅宾、西曰凝翠。”
四门之名,除“拱极”、“凝翠”未变外,其余二门在1518年后各代知县对城垣的修葺加固过程中略有变化。南门“河阳”之谓始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东门“迎秀”之名始于雍正六年(1728年)。
在孟县城内行军的日军队伍。据日军记载,“城内民居密度大,多集中在城中心地带。”
孟县北城门,即“拱极门”。
城楼为二层重檐歇山式的建筑,其与坚固城门的结合显现出庄重威严的气势。
孟县南门(河阳门)外,是通往张庄的大路。
南门楼呈现为碉楼形式,易于防守,但倭兽豺狼还是占据了文明的城垣。
三成人一孩童,也由这片土地的主人变而为受异族侵略者颐指气使的下等人,甚至要被他们生杀予夺……
“通向西门的西门大街一带,是农产品的集散地,为富足之处”。
日军曾记载的西门繁华,在他们的屡次猛攻后难再。城楼的消失无迹及城门外地面上狼藉的砖块证明了这一切。
“孟县第二区汤和庙有赵遂者,年30余岁。素以经营小本生意为生,自孟县于上月(2月)22日沦陷后,敌人奸杀掳掠,残杀良民,赵君激于义愤,乃于本月2日概往孟县各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将敌人之画报拉碎,出西门又打守卫三耳光,嗣被门岗捕获,用刺刀活活刺死……”
1941年5月21日,穿行钟楼的日军准备出城对孟县周围的温县、济源实施“剔决作战(21日——26日)”。
作为孟县城垣标配的钟楼,“俗称鼓楼,在县城正中、为大街交会。下为高台,台上楼二重,高可七丈,上悬警旦洪钟,下为四门,南曰‘仰嵩’、北曰‘拱辰’、东曰‘朝阳’、西曰‘凝晖’。按楼为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知县万时俊创建,后圮。乾隆十五年(1750年)知县周洵复建,悬钟,巍然为一邑大观,鸣钟以警昏旦,钟声远闻。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光绪七年(1881年)两次重修。民国二年(1913年),县长暴式彬再修、并加四面窗壁。”
侵华战争期间,孟县先后五次被日军占领:第一次是1938年2月22日至4月24日、第二次是1938年5月20日至27日、第三次是1938年8月29日至9月29日、第四次是1939年5月1日至3日、第五次是1941年5月8日,此次沦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县城始终为日军占据。
8月1日,由日军特务机关、警备队扶持的孟县公署成立,宋钦(天津人)成为首任伪知事(县长)。对于孟县城墙之现状,其言“本县城壁自党军(国民党军)退却后,即将全部城壁拆毁……中日官民一致努力之结果,全部城壁现已修复,已占全部十分之八。最近期间内,即可全部修理完竣。”
日军的屡次攻城,不仅严重破坏了城墙,亦使城内的民居呈现为墙倒屋塌、断壁烂瓦之残象。
重檐四角攒尖顶式砖石结构的钟楼,此时门窗尽失、四面透风,颇显苍败。
照片拍摄者称场景为“孟县城东南角所立的塔”。查《孟县志》可知此塔为护佑孟县文脉的“奎星塔”。此塔凡七层,为楼阁式建筑,系明万历七年(1579年)同知张祖良建。至民国初期,“惟东南隅砖城二十六丈五,今砖堞渐阂,半易为土城。”
塔东,则为始建于清顺治年间的“奎星楼”,楼“凡三层,高五丈许”。楼内设计精巧,“神木像下踏鳌头,设机关旋转左右”,喻孟县文脉鳌头独占、灵巧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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