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洪水冲垮两座城，朝廷不但不掏钱救灾，反手就把其中一个县给“注销”了，这一恨就是170年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直隶南部的老百姓算是倒了血霉。
先是六月里漳河发疯，把魏县的城墙冲了个稀巴烂；这还不算完，仅仅过了一个月，旁边的卫河也跟着凑热闹，大名县城瞬间变成了一片汪洋。
按理说，这属于不可抗力的特大自然灾害，朝廷的标准流程应该是拨银子、修城墙、免赋税。
可当时的直隶官场，看着这两份求救的折子，脑回路却清奇得很。
直隶总督方观承，对着地图琢磨了半天，不但没流下同情的眼泪，反而拿起了算盘。
他的想法很简单粗暴：既然两个县的城墙都垮了，修两个得花两份钱，那为什么不干脆废掉一个？
别的地方遭灾是等着发救济粮，这地方遭灾是等着被“销户”。
这笔账，方总督算得那叫一个精。
魏县这地方地势低洼，历史上就是个“水窝子”，属于财政上的无底洞。
而隔壁的大名府城（当时治所在元城县）城墙结实得很。
干脆，把魏县裁了，把大名县搬进府城去，这一进一出，省下来的银子可不是小数目。
这个名为“精兵简政”、实为“甩包袱”的方案，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变成了圣旨。
有着一千多年建制历史的魏县，就这样被一道红头文件判了死刑。
接下来的操作，简直就是一场外科手术式的“分家产”。
官员们摊开地图，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大名、魏县、元城三县土地插花、官司难断的破事儿，直接来了个一刀切。
魏县那306个村庄，连带着大片能种庄稼的好地，一股脑全划给了大名县；剩下那31个靠近东北角的穷村子，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扔给了元城县。
这哪是合并啊，这分明就是一场合法的瓜分。
对于大名县来说，这简直就是中了头彩。
原来大名县虽然叫“大名”，但县衙门并不在大名府城里，地位挺尴尬。
这一并县，大名县不仅吞了魏县的肥肉，县治还直接搬进了大名府城的高墙深院里。
更有意思的事来了。
原本大名府城里住着的是元城县，当了几百年的“房东”。
结果大名县这一搬进来，因为县名跟府名一样，直接反客为主，抢了“首邑”的帽子。
后来的官方排位里，赫然写着“首大名、次元城”。
但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里子更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
在清朝的官场评价表里，大名县瞬间从一个普通的受灾县，变成了“附郭、繁难、沿河”的超级肥缺。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以后来这当县令的，不仅得是吏部挑出来的尖子生，工资还高得吓人。
咱们看个数据就明白了。
清朝官员虽然名义工资低，但有合法的“养廉银”。
在这次合并之前，大名县令的养廉银是六百两；合并之后，因为辖区大了、事务多了，这笔钱直接暴涨到了一千两。
一场大水过后，百姓只能睡在泥地里哭，官老爷的工资条却原地起飞，涨了整整百分之六十。
这种荒诞的对比，当时没人敢说个不字。
可对于被裁撤的魏县人来说，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虽然朝廷为了安抚情绪，搞了个“留职停薪”的半吊子政策：县衙门变成了“县丞署”，留个副县级干部专门抓强盗、管河堤；原来的孔庙也留着，派个训导看着，让读书人不用跑远路去考试。
但这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反而更让人憋屈。
原来的县城降级成了镇，不仅行政级别没了，还要被隔壁县管着。
大名县派来的差役，在原来魏县的地盘上收税、抓人，那态度可想而知。
这种寄人篱下的屈辱感，让当地的乡绅们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后来的三十多年里，各级官员在修《大名县志》的时候，一个个都还要把这事儿拿出来夸一遍。
什么“筹画协宜”啊，什么“户口倍增”啊，看着全是政绩。
知府方受畴在报告里美滋滋地写道，合并后的大名县“岁赋额六万有奇”。
在他们眼里，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革，钱袋子鼓了，管理方便了，至于那个消失在地图上的名字背后，几代人的失落与抗争，压根就不在他们的考量范围内。
官史里写的是“筹画协宜”的英明决策，民间记下的却是一笔算了一百多年的烂账。
这种强行捏合的繁荣，到底还是埋下了雷。
虽然大名县靠着吸魏县的血，在清朝中后期确实风光了一把，成了直隶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
但魏县民间的“复县运动”，硬是在地表之下涌动了整整一个多世纪。
从乾隆末年熬到嘉庆，从道光熬到宣统，只要朝廷上有个风吹草动，或者换了新皇帝，魏县的乡绅代表就会把当年的旧账翻出来，跑到省城甚至京城去上访，要求恢复建制。
这一帮人的执念之深，简直到了可怕的地步。
这长达170多年的拉锯战，把几代人的头发都熬白了。
直到民国三十六年（1940年代），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魏县才终于彻底恢复了建制。
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名府，随着津浦铁路的修通和行政中心的转移，早已辉煌不再。
直到今天，当你翻开那段尘封的档案，依然能闻到那股子算计的味道。
当年的那场洪水，冲毁的不仅仅是两座土城墙，更是在这片土地上划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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