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10日，蒋介石书桌上摆着一份军法处的判决书，那是他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东西。
他几乎没怎么犹豫，抄起桌上的红笔，对着那个叫“王正钧”的名字旁边“无期徒刑”四个字，狠狠划了个叉，然后写下力透纸背的两个字：死刑。
这根本不是办公，纯粹就是泄愤。
这一笔下去，直接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中校参谋送上了断头台，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那个人的心腹——那个让蒋介石恨到骨子里、每晚做梦都能吓醒的“国防部”次长，吴石。
这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吴石案”，但在当时，这就是一场甚至不敢见报的屠杀。
你要知道，1950年的台湾，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
国民党刚退到岛上，脚跟还没站稳，海峡对面解放军的战鼓擂得震天响。
蒋介石那时候最怕的，根本不是什么飞机大炮，而是身边的影子。
吴石是谁？
那可是挂着中将军衔的高官，能直接参与台军最高级别的防御部署。
对手不仅看着你的底牌，甚至还帮你出主意怎么打，这就叫降维打击。
很多人想不通，我也琢磨了好久，吴石图个啥？
他是老同盟会成员，黄埔系的“学霸”，在国民党军队里混到了副部级，金条美元那是伸手就来。
这要是换个普通人，这时候肯定想着怎么在岛上“苟”着，把下半辈子混过去得了。
可历史这玩意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
总有那么几个人，脑回路跟咱们凡人不一样。
吴石是真看透了，抗战那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烂到根子里了。
反观共产党那边，那股子廉洁劲儿和组织力，对他这种职业军人来说，诱惑力太大了。
这真不是一时冲动，是一个顶级精英算了一笔大账后的选择。
事情坏就坏在1950年春天。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这哥们儿骨头太软，进去没几天就全招了。
这一下，多米诺骨牌倒了一地。
吴石暴露的时候，其实是有机会跑的，但他没动。
在审讯室里，这位中将表现得那叫一个淡定，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个字没有。
他想干什么？
他想把火就控制在自己身上，把线切断，保住下面的人，其中就包括他的副官聂曦和那个倒霉的王正钧。
说到王正钧，这人才是真的硬汉。
作为吴石的亲信，所有的情报传递基本都是他经手的。
军法处那帮人其实也不傻，那时候杀人太多，军心都要散了，所以一开始判了个无期，意思就是“放水”，留条命算了。
谁知道这判决书送到蒋介石手里，老蒋一看就炸了。
在他看来，吴石的背叛是打他的脸，而王正钧这种小人物居然也敢死扛着不认罪，这是在挑战他的权威。
那支红笔改判的死刑，说白了，就是杀鸡儆猴。
不是为了维护法律，纯粹是为了吓唬那些还没死心的人。
这案子一出，整个台湾岛的政治生态彻底变了天。
从此以后，“保密防谍”成了悬在所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蒋介石借着这个由头，对军队和行政系统来了一次大清洗。
那阵子，别说你真有事，就是发两句牢骚，或者家里藏了本鲁迅的书，人可能第二天就蒸发了。
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戾气，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那时候的人，活得那是真憋屈，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
现在回头看，吴石和王正钧这两个人，真是那个时代的异类。
吴石临死前写了首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他把自己比作史可法，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
他把最高机密的《台湾海防图》送出去，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让解放军打过来的时候，少死点人。
这不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为了大义”吗？
可惜啊，那时候懂他的人太少了。
在马场町刑场上，枪声响过之后，一切都归于沉寂。
王正钧倒下的那一刻，大概也没后悔过跟了这位长官。
他们本来可以是既得利益者，舒舒服服过日子，却偏偏选了条最难的路。
这事儿给咱们的震撼，不在于谍战多精彩，而在于人性在绝境里的那道光。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四声枪响。
吴石、陈宝仓、聂曦、王正钧倒在血泊里，结束了他们惊心动魄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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