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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阿李
编辑丨青青子衿
宋代读书人对《史记》《汉书》的痴迷程度，放到今天来看怕是最有体会的，那时候的文人士大夫，案头摆的不是别的，就是这两部史书。
朝廷设史馆，皇帝重视史学，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读史的风气，这股风气背后，藏着科举考试的硬性要求，也离不开印刷技术的推动。
宋代对这两部史书的研究热度，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算得上一个高峰。
科举与史书的捆绑关系
宋代读书人想要出人头地，绕不开科举这道坎，《宋史·选举志一》里记得清楚，朝廷专门设了"三史"科，考的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
考生得对答三百条题目，还得写得有文采，能把史书的意思讲明白，进士科更不用说，诗赋论策样样都考，没点史学功底根本应付不来。
真德秀当年指导学生备考时就说过，考题里《史记》《汉书》加上唐史的内容最多，吕祖谦也给后辈支招，让他们优先读《史记》《汉书》《文选》，再看唐宋大家的文章。
这些建议不是随口说说，而是实打实的应试经验，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就得把这两部史书啃透。很显然，光靠手抄本是满足不了这么大的阅读需求的。
北宋初年，朝廷开始组织人手刻印前代正史，宋太宗端拱元年到淳化五年这几年间，王禹偁这些人忙着校勘三史，然后印刷出来。
苏轼在文集里对比过，以前的老儒生得自己动手抄书，日夜苦读，印刷术普及后呢，"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
书多了，读的人自然也多了，更何况还有人专门编启蒙读物，刘班写了《两汉蒙求》，柳正夫搞了《西汉蒙求》，把汉史知识整理成便于记忆的形式，这些书的出现，让汉史知识从精英圈子走向了更广泛的读书群体。
科举制度搭台，印刷技术唱戏，两者一配合，史书阅读热潮就这么起来了。
<史记>研究的井喷时代
《史记》在唐朝之前其实挺冷门的，传播范围小，读的人不多，到了唐代情况有了变化，士大夫开始把它当正史之首来看待，但真正的研究热潮，还得等到宋代，宋人对《史记》的热情体现在方方面面，先说版本，单行本、合刻本层出不穷。
《集解》《索隐》还有三家注的版本，官刻的私刻的陆续出现，景祐元年刊本、绍兴十年朱中奉刊本、乾道七年蔡梦弼刊本，算下来有几十种版本，流传到今天的宋刻本，像百衲本《史记》残本、黄善夫本《史记》，都成了珍贵文物，版本多了，评论的人也多了起来。
宋代之前，人们提到《史记》多半是因事而发，没有专门的评述文章，宋代不一样，文人开始有意识地评论这部书。
郑樵、刘辰翁、洪迈、王应麟这些大家，还有欧阳修、曾巩、三苏、叶适、秦观、黄庭坚、朱熹、辛弃疾，数下来有几十号人都写过评论。
郑樵的评价最能代表宋人的态度，他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把《史记》抬到了六经之后的第一位置，这话听着夸张，但在宋代确实是主流观点。
宋人的评论不光是捧场，还有真发现，苏洵看出了司马迁用的互见法，苏辙和马存琢磨出司马迁的游历经历对文章风格的影响，这些观点放到今天的学术研究里，依然站得住脚。
宋代对《史记》的研究，从单纯的阅读走向了系统的学术评论，这个转变意义重大。
<汉书>校勘的黄金年代
汉唐时期研究《汉书》，学者们主要精力放在训诂上，就是解释字词的意思，到了宋代，研究方向变了，校勘考证成了主流，朝廷投入大量人力做这件事，成果相当丰硕。
赵抃写了《新校前汉书》，张佖搞了《汉书刊误》，刁衎弄了《前后汉书版本刊正》，余靖也有《汉书刊误》，这些成果里，刘敞、刘攽、刘奉世三人合作的《汉书标注》水平最高，影响也最大。
这部书又叫《三刘汉书刊误》，不光校勘文字的讹误脱漏，还纠正史事记载的错误，甚至指出颜师古注文的问题。
要知道，传统上"疏不破注"是规矩，后人给经典做注疏，不能直接否定前人的注释，三刘打破了这个惯例，该指出问题就指出问题，这对《汉书》研究来说是个新开拓。
宋祁在校勘《汉书》上下的功夫也不小，庆元本《汉书》的注文里，收录了宋人的校注2489条，宋祁一个人就占了将近一半。
他参考的抄本、版本多达16种，这些版本后来大多散失了，多亏宋祁当年做了记录，今天我们才能知道那些版本长什么样。如此看来，宋代的校勘方法已经相当成熟了。
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这"校勘四法"，宋人用得很熟练，这套方法论的成熟，标志着两宋校勘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除了校勘，宋人还喜欢议论汉史，吴仁杰写《两汉刊误补遗》，不光纠正错误，还比较班固和司马迁写法的异同。
黄公度有《汉书镌譔》，刘子翚搞了《汉书杂论》，专门评论汉代的人和事，吕大忠、王益之、刘泾这些人也都写过类似的著作。
有意思的是，理学家也参与进来了，吕祖谦编了《汉书详节》，黄震写了《黄氏日抄》，都涉及《汉书》的内容。
魏了翁、方回在《续古今考》里比较班马异同，考证汉代的文化礼仪，理学家的加入，给《汉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宋代对《史记》《汉书》的研究热潮，说到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举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雕版印刷解决了传播问题，学者们的创新精神推动了研究方法的进步，这三者缺一不可。
宋人在校勘上的成果，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他们总结出的评论方法和校勘技术，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史学研究。
宋代形成的这套研究范式，成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这股热议风潮，展现的不光是宋人对史书的热爱，更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条独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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