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七年后，她选择再次回到城市|山野|清晨|翻译|菜园|钟敏

采写/ 实习生张皓雯

编辑/ 佟晓宇

缪睫在“雨后大地”农场后院除草，旁边是他们的房子图｜受访者提供

你受够了城市的一切：噪音、空气、预制菜和快节奏的生活。你想贴近自然，回归山野，过一种“种豆南山下”的诗意生活——自给自足，吃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但舍弃城里的工作和便利，当个“半路出家”的农夫并不容易。山野中有蚊虫、蛇，漫长的雨季和突然的干旱。在那里，你可能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收入……

2017年冬天，23岁的缪睫从城市奔向江西龙南县一个建在半山腰的农场。在这里，她和33岁的农场主人钟敏结为夫妻，开启了7年的山居生活。

她在这里学习照顾作物，享受关于自然的一切，与曾经害怕的动物们相处，克服潮气的侵袭。她在家中分娩，生下一个女儿。但山野隔绝，她和丈夫间的矛盾逐渐显露。母职带来的疲惫、无助感，以及社交匮乏让她感觉“被困住”。

30岁这年，她决定回到城市……

农场收获的百香果，钟敏坚持不使用任何农药图｜受访者提供

山中

动不了。

前一天，缪睫还穿着稍大的雨靴走在山间雨后的泥巴路上。入睡前，她的脚心还是温暖的。只睡了几小时，再醒来，她的坐骨僵硬在床垫上，寒湿带来的疼痛贯穿下肢。

疼痛出现在2019年的雨季。这一年，龙南县下了将近半年的雨。原先的床架坏了，他们只能暂时睡在地上，枕头背面的一角已经长霉。顺着墙壁上长半米的裂缝，雨水侵入30平左右的小屋，在地板上形成一摊摊水洼。

2014年，钟敏和他的家人一起，用红砖和水泥亲手砌成这座小屋。一楼是客厅，二楼是卧室，后院有一大片菜园，门口有层叠交错的枇杷树、桑树、桂花树。沿门口的陡坡往山下走，橙子树、石榴树、松树等各种果树和灌木长在道路两旁。2013年，钟敏从武汉市回到龙南县农村家中，通过不施化肥农药、不除杂草的方式，经营起了这座果园农场，取名为“雨后大地”。2017年，自小生活在城市的缪睫与钟敏结婚，也住进了这间小屋。

相比城市，山中生活多有不便。这里不通公交车，快递无法送达，家中只有一台电瓶车代步。想要个储物的小仓库，得从挖地基开始，浇水泥砂浆、砌墙、贴瓷砖……

有时一年中有一半的日子都在下雨。他们得在房子前后挖好排水沟，以免家中被淹成小河。刮大风、下大雨时会停电。他们要先检查是否发生短路，或者跑到山脚下的亲戚家检查电表是否跳闸。大多时候，只得等电来——搬几块红砖，搭一个临时小灶，蒸点红薯、芋头，吃了上顿愁下顿。

干旱也是个问题。后院的茄子、西红柿枯萎了，农场里的果树结不出果子，家中水管出不来水。前几年，他们会每天提着15升水桶，步行三分钟去邻居家借。后来他们决定挖井。钟敏曾自己尝试手动打管井，十几米下去，见不到水。只得又花上万元找人机械打井，一百多米下去，水终于冒上来。

但也有无法应对的情况。2013年，黄龙病席卷了整个农场，脐橙树全部坏死，那时钟敏差点放弃农场。2022年，黄龙病再次袭来，农场里的脐橙树几乎被砍完了。

售卖农场蔬果是夫妻二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活并不轻松。早晨挖萝卜、生姜，中午将前一天摘下的脐橙、百香果装箱打包发货，晚间有时要去果园里捉啃食树叶的金龟子，有时要熬制橙子酱和姜片糖到凌晨。

钟敏栽了好几排百香果树，粗细长短不同的枝条纠结在一起。为了收获优质的百香果，人得站在两米高的梯子上，避开果子剪枝。一排百香果树要剪一两个小时。

尽管过去没有任何山居生活的经验，但缪睫适应得很快。“打破旧的自己，构建新的自己。”为了应对寒湿痛，她经常在山间徒步，一走几个小时。来这里前，缪睫最怕毛毛虫。在山中的第一个深秋，松毛虫总往家里钻，拿扫把扫出去，不一会又爬进屋子。她忍着难受，把松毛虫装进玻璃瓶观察。没几天，它们开始吐丝、结茧。“结完茧后就没动静了，我觉得这种近距离观察很有意思，也没那么害怕了。”

“我在这片土壤上收获了曾经便捷、舒适、无缺的生活无法给予的体验……”缪睫在自己的新书《雨后大地》里写到。2025年9月这本书出版，她在书里记录了自己如何从城市来到山里，一点点在这里建立起新的生活秩序。

缪睫和钟敏在菜园种的萝卜图｜受访者提供

逃离城市

在江西上饶县城长大的缪睫一直不太喜欢大城市的生活。

她在江西的一座小城上大学。大二那年，英语专业的她去上海做交换生，城市里千篇一律的建筑和设施让她感到厌倦。她不喜欢夏天早晚高峰时，地铁混杂的味道。打车时后排座位上，循环播放广告的小电视无法关闭，她只能被迫闭上眼睛休息。但“只要一睁开眼，到处都是那些东西，没有‘休息’的感觉。”

“大家都在忙着绩点、出国和考研。好像很少有人在交朋友上花时间和心思。”在上海交换期间，她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可以畅谈和交心的朋友，周围的人像卡在快节奏的齿轮中，不停地往前奔。一次课上，老师问她和另一个交换生，来自小县城，是否会感到自卑。她感到愤怒，和另一个同学起身质疑，但教室里没人再为他们说话。

“他们很难敞开自己，和别人讲述自己。”她曾在上海一家英语教培机构实习，来上课的孩子们十多岁。她观察到，孩子们讨论的话题常是去国外哪所大学，如何嫁给有钱人。想要交朋友的孩子，大多会通过请客吃饭、买演唱会门票这种“给你好处”的方式。当她向身边人诉说自己过去的遭遇、体验时，常被岔开话题。人们的社交话题总是围绕财富、出身、地位……“其实就是聊他们对成功的追求，我不喜欢。”

2016年，缪睫大学毕业一年，在翻译食物相关的文章。她好奇好的蔬菜水果是如何种出来的。那年夏天，她应邀参观钟敏的农场，吃了一顿看似寻常的晚餐——空心菜、油淋茄子、辣椒炒鸡蛋。这些蔬菜没有使用农药和化肥，烹饪方式简单，缪睫觉得这才是食物真正的味道。回到城市后，她常想念这顿晚饭，还有山里的菜园和农场，之后还去了好几次。

“我享受山中的一切。”在她看来，山野中的一切是流动、变化的。虫鸣聒噪时说明它们要交配或产卵了，鸟叫声在清晨和傍晚时有很大不同，每个季节都能吃到不同种类的新鲜蔬果……“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东西会像车载广告一样突兀。”

2017年冬天，钟敏向她求婚。那时她23岁，没有种地经验，也想象不出这样的生活会是什么模样，但很莽撞的，她答应了。

某种程度上，缪睫认为自己的决定是对母亲的一次叛逆。少女时代的母亲因为无法忍受水田里的蚂蟥，成为兄弟姐妹里唯一拒绝下地干活的人。她总是羡慕骑着自行车的城市女孩，为此托人送礼，去城里做学徒，又花钱为缪睫买了城市户口。

缪睫是家中小辈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母亲常觉得脸上有光，会跟旁人炫耀自己生了一个“有出息”的女儿。那时母亲教育她，要她毕业后找一个“体面”的工作，要是能嫁一个家境好的丈夫，生活就能更加轻松。“她（母亲）当初拼尽全力逃离乡村来到城市，在这里养大我，也希望我在这里获得‘成功’。但我不想这样。那时我只觉得这样很傲慢，也很虚荣。”

缪睫抱着野猪幼崽，那是他们准备养猪图｜受访者提供

孩子

2020年春，在“雨后大地”生活的第5年，缪睫怀孕了。

最初，“孩子”不在夫妻二人的计划中。缪睫还没准备好做一个妈妈。她27岁，人生刚刚开始，对即将要承担的“母职”还很茫然。钟敏则渴望孩子，他已经37岁，对此期待已久。他劝说缪睫，生育一事无法做什么准备，只能一边经历一边去应对。

缪睫听人讲起这里的医院，家属不允许进入产房。周围人来人往，环境也不够私密。“我想要支配自己的身体，掌控自己的生产，拒绝不必要的医疗干预，有充分的知情权和主导权。”受芭芭拉·哈珀《温柔分娩》一书的影响，缪睫和钟敏约定好在生产后半段再去医院。

2021年初，龙南最低温度-3℃。屋内没有暖气，只有一个电热汀。缪睫开始阵痛，钟敏感到慌张，跑去给手消毒。就在这个间隙，孩子突然坠地，滑落在地板上。

孩子未出生时，缪睫就对教育感到焦虑。她买书、上课，学习如何养育孩子。孩子越长大，缪睫越想将孩子带回城市。“她在这里交不到朋友，也没法接受好的学前教育。”

钟敏跟她的想法不同。过去他在城市里做设计工作，很少参加人才市场招聘，多是拿着简历和作品集敲开一家家公司大门，通过交谈获得工作。他觉得自己一路走来靠的都是个人能力和韧性，重要的是自信和独立，这些来自家庭教育而非学历。他愿意将孩子送到乡镇、县城里读书。

不仅是教育，孩子的出现还给缪睫带来了更多的经济焦虑。农场坚持有机种植，不打农药。虫、鸟、松鼠、野猪是农场常客，毁坏了数批作物。霜冻、暴雨和干旱都会影响收成。农场收入并不稳定。2016年收入只有5千块钱，成为他们收入最低的一年。收入高时，一年也不过七八万。

有了孩子，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经济支持。缪睫希望农场有更多收入，或者换一个地方重新尝试。“新地方哪有那么好找？”钟敏说。在2013年返乡前，他就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接受农场前6年都没有任何收益的可能。他坚信农场会越来越好，只是需要时间。“经济上的入不敷出都不是问题，我不在乎眼下的一些利益，愿意等待和坚持。”在低收入期间，保持低消费则是他们的应对办法。他们在家里剪头发，一年到头也不一定会买新衣服。

孩子的出现不仅让夫妻二人的理念分歧愈发明显，也重构了他们的生活模式，缪睫在这里建立起的日常生活秩序又被逐渐打破。

过去农闲时，缪睫可以自由支配她的时间。她在网上开设英语课、接翻译订单，在线上结交朋友与人交流，有一笔属于自己的收入。她可以用这笔收入买一台期待已久的钢琴、家具，甚至只是几只碗碟，“给生活增加诗意”。

生育后，农场事务几乎由钟敏一人承担。缪睫的大部分时间则分给了孩子——她几乎没有完整的“闲着”的一天。早晨六七点起床做早饭，叫孩子起床，给孩子穿衣服，陪孩子散步玩耍、做午饭、带孩子剥蒜剥豆子、帮孩子洗漱……到了晚上八点陪孩子睡觉。

她努力试图挤压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凌晨两三点，孩子和丈夫都熟睡时，她会在纸上画画，或是看看书。她说这两三个小时是“精神滋养”时间，只有在这个时候她会觉得放松，“自己属于自己”。即便这样，她仍感到钟敏看不到自己的付出和需求。“他对我说，‘（农场的事）你什么都不用做’，好像每天我都很轻松一样。”

缪睫的女儿和农场里收获的橙子图｜受访者提供

困顿

一条分叉口出现在两人中间。对钟敏来说，“只要缪睫陪在身边，不需说太多话，默默鼓励、支持，我就会感到满足。”但他知道，缪睫跟他不同，“她需要更多情感上的安慰，语言上的支持。我不擅长这些，就连抱一抱对我来说都有些困难。我是用给她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表达感情的。”

她渴望和丈夫交流观点和爱好。婚后前几年，他们会聊社会事件和他们各自的看法。再之后，二人的话题只有“今天要做什么农活”“停水了怎么解决”“吃什么菜”这一类琐碎日常。

除了感受不到丈夫的精神支持，在这里少有的人际交往也让她感到困扰。缪睫听不懂龙南方言。有时钟敏带她和当地朋友吃饭，席上她请大家说普通话，但说了没两句，方言再次冒了出来。她只好离开饭桌去周围散步。缪睫总觉得身边没有朋友，没人和自己聊得来。有时她和钟敏吵架，想离开家冷静几天，也只能联系钟敏的表妹，请求对方收留自己。她向钟敏倾诉，钟敏说：“龙南县有31万人，我不信31万人里就没有一个和你聊得来。”

农场的活总是忙不完，每天都有新的任务。山中没有读书会和电影院，她邀请钟敏一起读书、在电脑上看电影，钟敏翻了前几页便再没动静，电影看不到一半就昏昏欲睡。

隔绝的环境里，有了孩子后，缪睫被“困住”的感受更深了。月子期间，大部分时间缪睫只能躺在床上。婆婆提出帮忙照顾，但钟敏不想麻烦她。哺乳期间，缪睫一直吃农场菜园的菜。有时腻了，她想换些种类，钟敏却说自己累得没时间好好休息和吃饭：“你有得吃就不错了。”孩子时常哭闹，缪睫全身疼痛，总是胀奶。一天三顿饭吃完，她总是觉得饿。但想到钟敏的话，她还是把这些情绪忍了下来。

缪睫想要有人交流育儿知识和经验，渴望有人能理解她作为全职妈妈的苦楚，但在村子附近她找不到这样的人。这里没有谁像她这样养育孩子，她也看不惯有的家长把手机塞给3岁孩子，或是在孩子身边大声播放短视频。

在孩子半岁左右，缪睫想离开农场的想法逐渐强烈起来。她和钟敏沟通，想出去工作。睫觉得，她从不曾拥有农场。结婚后，钟敏也曾给缪睫一把农场的钥匙，许诺她是农场的女主人。缪睫不认可，她用“农场的附庸”形容自己。她参与农场劳动，但山居7年，她从未经手农场订单和作物售卖，关于农场种什么、怎么种，大多由钟敏决定。“我只是提建议，很少被采纳。我没有决定权。”

在内心深处，钟敏不希望缪睫出去上班，觉得两个人分开对女儿和农场都有很大影响。他只是想要顾全这个农场，“农场就是我的孩子。”

和钟敏不同，缪睫不把种地当作毕生事业。她喜欢做英语教育，喜欢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喜欢写作和记录。她怀念大学时的一场场沙龙、交流会、电影放映会……她向身边的人讲述自己的家庭、素食主义的精神，也倾听别人的生活。她喜欢这种交流，“放松且舒适”。随着农场事务繁杂和孩子的到来，即便在线上，这些也变得难以实现。

一次二人因为养育孩子的方式发生争吵，钟敏要求缪睫去5公里外的婆婆家待着，还没收了电瓶车钥匙。缪睫气急，但还是走了。半路钟敏骑着电瓶车来找她回去，缪睫说自己受够了。

没有说出口的，是她不想再和他共同生活。2024年1月，女儿过完3岁生日后，缪睫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农场。钟敏不准她带走女儿。“我为自己整整7年的农场生活画下了一个句号。从这一天起，一种和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开始了。”她在《雨后大地》里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