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吉林城里办了场丧事，走的人叫富俊，是个正黄旗的老人。
老爷子活到了七十一，按老理儿讲，这岁数走算是“喜丧”。
偏偏这家里没一点喜气，反倒愁云惨淡——穷得叮当响，就连那最后睡觉的寿材钱都凑不齐。
别看走得凄凉，富俊当年的身份搁在台面上也是响当当的。
那是正经八百的旗人，祖辈跟着龙兴入关，是有功劳簿的。
大清朝管这叫“铁杆庄稼”，是皇家的根基。
谁承想，等到他闭眼这会儿，这根铁杆子非但锈成了渣，还硬生生砸下来，把这一家老小的脑袋砸了个稀碎。
提起旗人混得惨，大伙儿第一反应就是这帮人懒，整天就知道遛鸟斗蛐蛐。
这话其实只看了一半。
咱要把富俊这几十年的账本摊开细看，你准会发现，把他们逼上绝路的真不是“懒”，而是一套看着严丝合缝、实则脆得像纸一样的生计规矩。
这规矩有个学名，叫“兵农合一”。
咱们把日历往回翻，翻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
那年头，富俊刚在吉林落地，那时候驻防营的日子过得那是真叫一个滋润。
富俊刚满二十，凭着一身好功夫在比武场上露了脸，顺顺当当补上了步军的空缺。
这时候，摆在他眼皮子底下的，是一份当时怎么看怎么划算的“铁饭碗”。
这份差事放在当年，待遇好到什么份上？
咱算算细账。
头一份是死工资。
当个步兵，月钱二两纹银，外加每年二十四斛大米。
那时候物价低，这一家人嚼裹足足有余，还能攒下点。
第二份是地产。
上面给划了二十亩地，收成全是自己的，一个子儿的税都不用交。
第三份是时不时的赏赐。
康熙六十年冬天，营里发福利，羊肉银币直接发手里，富俊一趟就领了五两银子。
雍正五年，因为抓了个偷马的贼，布料奖励立马到位。
哪怕家里盖房手头紧，还能找上面借低息的钱。
换做是你，你会咋办？
估计跟富俊一样，死心塌地跟着这路子走。
但这看似没毛病的日子，底下埋着大雷：它把旗人养家糊口的本事，全押宝在了朝廷的国库上。
旗人这辈子就被框死在两条道上：没事时候种地，有事时候打仗。
上面的算盘打得精：给地省军饷，发钱保国防。
国库充裕的时候，这买卖确实双赢。
富俊的前半生顺风顺水，三十岁当了小头目，月钱涨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大儿子读书还不花钱，过节桌上总有肉。
眼瞅着这辈子稳当了。
可偏偏，所有靠着单一平台吃饭的行当，都有个死穴：平台一旦塌了，你想跳槽都没地儿去。
乾隆爷晚年，这事儿变天了。
大清朝开始走下坡路，兜里没钱，这台机器转不动了。
头一个倒霉的，正是这帮最听话的铁杆。
富俊六十岁这年，日子没法过了。
先是欠薪。
乾隆那会儿就开始拖，富俊天天去催，永远只有俩字“等着”。
到了嘉庆朝，拖欠改成明抢，直接砍掉六成，剩下的还发贬值的钞票，那玩意儿扔大街上都没人捡。
等到道光年间，干脆停发，营房都荒得长草了，管事的人影都见不着。
有人要问了，钱没了，地不是还在吗？
这才是最绝的一招——不但断粮，还要抄家。
上面缺钱，就把手伸进了旗地。
一是收税，秋收时候官差上门，粮食抢走大半，留下的连塞牙缝都不够。
二是换地，名义上重新分配，其实好地都被当官的划拉走了，扔回来的全是盐碱地。
富俊那二十亩肥田，折腾几回，就剩五亩薄田。
赶上嘉庆十年吉林发大水，这仅存的五亩地也泡了汤。
按规矩该发救济，可那会儿朝廷自己都揭不开锅，哪顾得上东北这帮穷亲戚。
没钱、没地、没救济，富俊只能走最后一步：卖地还债，把根儿都拔了。
回头再看，富俊这辈子哪走错了？
并没有。
论本事，十五岁能拉硬弓；论勤恳，抓贼立过功；论过日子，省吃俭用供孩子念书。
他唯一的“毛病”，就是把身家性命全捆在了一艘注定要沉的破船上。
在这套局里，东北旗人比京城的还惨。
京城脚下好歹有点门路，东北那地界儿，除了当兵种地，啥活路没有。
再加上规矩严，你是旗人，不许经商，不许乱跑，户口查得死死的，三年点一次卯。
这就是个死胡同：
指望上面养？
没钱。
自己出去闯？
不让，况且除了射箭种地，啥手艺没有。
富俊的晚年，就是在这死胡同里撞得头破血流。
以前能借低息款，现在只能借高利贷，利滚利把家底吸干。
朝廷折腾什么“京旗回屯”，结果地不够分，乱成一锅粥，像富俊这种本地人没沾光，反倒被折腾得脱了一层皮。
《圣武记》里吹嘘的高薪，到了晚清，全成了神话故事。
1852年，富俊咽了气。
他这辈子，活脱脱演示了一个阶层是怎么被赖以生存的制度“温水煮青蛙”给煮死的。
八旗这套法子，本意是让大家没后顾之忧去卖命。
可坏就坏在设计得太“周全”，把人抗风险的本事全废了。
国运旺的时候是爷，国运衰的时候就是只会吸血却没本事造血的累赘。
哪怕听着刺耳，事实却是：直到大清倒台，这帮人才算真正松了绑——没了“旗人”这个沉甸甸的帽子，终于能像普通百姓那样，学门手艺，打份工，靠双手挣口饭吃。
那片所谓的“龙兴之地”，到头来，埋的不过是他们的一场黄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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