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炮火轰开北京的城门，慈禧太后仓皇出逃，途经山西时向当地富商筹借银两。
山西祁县乔家是当地有名的富商，自然也躲不过，慈禧开口就是10万两，却只字不提还钱。
离开前，她问乔家要何赏赐，乔家掌门人乔致庸只轻声回答：赐我四个字就好。
乔家为何只要四个字的赏赐？这四个字又起了什么作用？
1900年的夏天，八国联军的炮火从城外传来，隆隆作响。
紫禁城内，慈禧太后站在窗前，听着远处枪炮声此起彼伏，终于意识到，这一次，大清是真的撑不住了。
8月中旬，在几乎没有任何公开仪式的情况下，慈禧以“西狩”为名，带着光绪帝和一众皇室成员仓皇出逃。
没有盛大的銮驾，没有威严的仪仗，只有一队队乔装打扮的车马，混杂在逃难的百姓之中，灰头土脸地驶离了北京城。
一路上兵荒马乱，驿站破败，官府自顾不暇，慈禧的队伍刚离开京畿，便遭遇了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难行，车轮深陷其中。
原本精心准备的粮草很快消耗殆尽，宫女太监们只能四处寻找食物，往往忙活半天，也只换来几锅粗粝的小米粥。
有人甚至回忆，那几天里，慈禧能吃上一口热食，便已经算是“难得的恩赐”。
慈禧不再挑剔膳食，也顾不上讲究排场，偶尔能找到几个鸡蛋，便足以让她心情稍有缓和。
队伍一路向西，很快便进入了山西地界，相比京畿一带的战火纷飞，山西尚未被联军直接蹂躏，秩序虽乱，却勉强还能维持。
各地官员听闻太后驾临，纷纷出城迎接，表面恭敬，内心却叫苦不迭，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迎接慈禧，意味着无底洞般的开销。
事实也正是如此，慈禧一行刚在几个州县停留，当地官府便已被掏得所剩无几。
多年天灾人祸，地方财政本就捉襟见肘，连赈灾银两都难以凑齐，又哪里还能负担太后每日的吃穿用度？
不少知县、知府一边硬着头皮应付，一边暗中发愁，生怕哪一步没走稳，日后被翻旧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慈禧的目光，开始从官府转向民间。
她很清楚，官员能榨出的油水有限，而真正有实力、有现银的，是那些扎根地方多年的大商户。
于是，慈禧对外宣称，眼下国难当头，朝廷暂时失势，但只要度过难关，清廷仍会东山再起，地方富商若能在此时解囊相助，便是功在社稷，将来必有重赏。
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可在场之人心里都明白，这所谓的“筹资”，更像是一种没有期限的“借款”，至于还不还、何时还，谁也说不准。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多少人敢当面拒绝，在众多商户之中，祁县乔家，很快进入了慈禧的视线。
早在慈禧离京城不久，一封封快马密信便已悄然飞入山西晋中各大商号，风声走漏得极快。
作为坐拥十三个票号、六十余家商铺的晋商巨族，乔家自然也早早得知了这桩“宫廷惊变”。
彼时，乔致庸年近六旬，正是乔家权柄最稳、威望最高的掌门人。
他素来以谋定而后动著称，接到情报之后并未惊慌失措，而是第一时间召来心腹，号称“乔家眼线”的贾继英。
贾继英不是晋中本地人，祖籍河北，年轻时曾在京城为官，后因卷入一桩政案被贬，流落至祁县，被乔致庸慧眼识人，收为门客。
他精通官场人情，尤善交际，一向以“消息通达”著称。
“老佛爷必然路过祁县。”贾继英拈须道，“她不是来避难的，她是来找钱的，银子给得越快，恩典来得越大。”
乔致庸并未直接点头，而是望着窗外天光将暗的祁县老街，缓缓吩咐：“把乔家最好的票号协成号，全部翻修三日，所有的布匹、瓷器、锦缎、铜灯，一样都不能少。”
很快，祁县街头悄然热闹起来，油漆工、木匠、漆匠昼夜赶工，乔家票号门前的牌匾重新描金。
室内摆上从景德镇紧急调运来的青花瓷瓶，案几上的泥金香炉点燃了最上等的老山檀香。
乔家密令下达至遍布全国的分号，银两调配、账目调拨一一安排妥当。
贾继英亲自坐镇太原，在三日之内，从平遥、运城、天津、甚至上海等地调动现银十万两，连夜押运至祁县。
慈禧抵达祁县那日，天未亮，城门已开，队伍缓缓驶入乔家院前，所见之处，皆是金碧辉煌、纤尘不染。
慈禧坐在轿中，撩开轿帘，一眼便看见门匾上的“协成号”三个大字，写得雍容大气，不卑不亢。
她微微点头，对随侍太监福安说道：“倒是识大体的一户人家。”
当日午后，乔致庸身着素蓝长袍，亲自率全家长辈迎驾，他跪地叩首之后，并未多言，只是将一份银票呈上。
慈禧接过，展开一看，清清楚楚写着：“愿助太后筹复国之资十万两，期国家安宁，黎庶有依。”
没有讨赏，没有求官，一纸银票，写得妥帖端正，风骨十足，慈禧心中不由微微动容。
她出逃至此，见多了惶惶求自保的地方小吏，也见过厚着脸皮讨恩典的豪商富户，却少见这般沉稳有度、进退有礼的世家大族。
十万雪中炭，既救了慈禧于窘迫之间，也埋下了乔家日后立于不败的深根。
祁县短暂一宿，慈禧的车驾在第二日晨曦初起时离开乔家，院门外跪送的乔致庸目送黄盖远去。
世人都以为，乔家借出十万两“筹复国之资”，定会求得一官半职、或某种实利厚赏。
但乔致庸却偏偏反其道而行，向慈禧开口的，只是一句：“愿得老佛爷亲笔赐四字，挂于家祠，以勉后人。”
这句话，传入慈禧耳中之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沉默。
她已见过太多商人，借钱后求官，送礼后谋利，有人甚至不惜将女儿献进宫中，只为换得一个“奉旨经营”的圣旨。
但乔致庸，却只要四个字，四个字，既无金银之重，亦无官职之实，于堂堂太后而言，不过是动动笔的事，可也正是这轻描淡写的请求，让慈禧动了心。
“赐什么字？”慈禧转头问身边太监福安。
福安低声回道：“家主未提具体，只说请太后随意题字，以为家训。”
慈禧沉吟片刻，旋即命人铺纸研墨，亲笔书写四字：“福种琅嬛”。
当这四个字被装裱起来、送回乔家之时，乔致庸久久未语。
他缓缓展开字幅，细看“福种”二字，意为福泽根本、代代相传；“琅嬛”则出自《汉书·东方朔传》，指代藏书之地、智慧所在。
四字合读，既是对乔家忠心的褒奖，也是对其子孙后代的期望与祝福，乔致庸当即将字匾悬于家祠正厅之上，列为乔氏家族训诫，代代遵行。
这四个字也悄然被刻上乔家旗下各大票号门楣、账簿、信函之上，成为一种隐秘而深远的“皇家认证”。
世人纷纷传言：乔家虽不曾得实封，却得“大清天子亲笔赐字”，乃名门望族，非比寻常。
消息传入商界，顿时令无数原本还在观望的资金纷纷汇聚而来，原先犹豫是否与乔家票号合作的几家南方大盐商，也因此敞开门户，主动寻求合作。
甚至连原本立场亲洋的粤东十三行，也开始与乔家接洽银汇业务。
而真正将这一切推上高潮的，是慈禧返京之后的一道秘密指令。
在西狩期间，她亲历乔家援资，不但稳住了脸面，也避免了沿途诸多尴尬。
回京后，她公开表态“晋商忠义可托”，随后将内务府部分账务，改由乔家票号代为运营。
同时，清廷部分用于军费的银两，也秘密通过乔家系统在全国调配。
“福种琅嬛”不仅成了一块匾，更成了一个品牌。
清末民初，乔家票号遍布大江南北，无论盐铁、布匹、矿石、金银皆有涉猎，而无一家敢拖欠乔家银账。
这一场看似“吃亏”的交易，实则是乔家百年之局的关键一子，十万两不是代价，而是赌注；四个字不是赏赐，而是王牌。
从此以后，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乔家始终立于潮头，未曾动摇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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