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上海的一场世纪审判震撼全国，侵华日军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站上被告席。
原以为这是一场正义审判，但岗村宁次最后却被无罪释放，而为他辩护的竟然是个中国律师。
这场审判过后，这个叫江一平的律师遭到了许多谩骂，只能远走台湾，晚年甚至家破人亡，无人照顾。
他为何要为冈村宁次辩护？晚年又为何落魄至此？
1898年，江一平出生在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父亲是小有名气的律师。
也正是在父亲的熏陶下，江一平一直想要成为一名正直的律师，匡扶弱者。
学成之后，他很快在上海租界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注册成为执业律师，年轻有为，很快在法界崭露头角。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英租界巡捕无故枪杀示威学生，引爆全国怒火。
上百名青年学生、工人因游行被捕，面临严惩，当时的上海，群情激奋，但真正敢于站出来为这些“惹祸”的孩子们辩护的律师，却寥寥无几。
在那片沉默中，江一平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法庭，宣布为这些学生无偿辩护。
他的辩词铿锵有力，不仅震慑了租界法庭的冷漠与傲慢，更唤起了社会大众对正义的期待和希望。
那些学生得到了自由，而“爱国律师江一平”的名号也响彻了整个上海滩，他是所有青年心目中的英雄。
1930年代，随着事业蒸蒸日上，江一平逐渐进入上海的上流圈子。
达官贵人、军政巨头、金融大亨接踵而至，请他为案子出谋划策，就在此时，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女人出现了。
她是虞洽卿的女儿，出身豪门，家资丰厚，虽然年纪比江一平大十多岁，外貌也不出众。
但她父亲虞洽卿，却是上海滩真正的“地下王者”，黑白两道通吃，财力、权势滔天，可以掌控所有人的命运。
江一平抓住了机会，娶了这位千金小姐，从此他青云直上。
他不仅成为复旦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还受聘为多所高校的法学教授，更在1936年成为国民大会制宪代表，跻身政法权力的核心圈层。
渐渐地，他开始频繁出入舞厅、酒会、私人俱乐部，成为名流之中的“座上宾”。
他开始学会在法律与利益之间游走，不再是那个为学生据理力争的青年，而是一个懂得权衡利弊的“社会人”。
他的父亲曾多次痛心疾首地劝告他，但是他却对父亲的忠告熟视无睹，到最后父子二人决裂反目。
1948年8月的上海，冈村宁次站上被告席，接受中国法庭的审判，整个城市都在等待正义的锤音落下。
但谁都没有想到，为冈村宁次做无罪辩护的居然是曾经的“爱国律师”江一平。
庭审开始，检察官逐条陈述冈村宁次在华的罪行，从“一·二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武汉会战到“大扫荡”，从实施“三光政策”到屠杀数十万百姓，累累罪证血淋淋地摊在众人面前。
但江一平却在检方发言结束后站起身来，语气平和，却字字铿锵：“被告冈村宁次无罪，理应释放。”
这句辩词一出，现场瞬间炸裂，而他翻开手中案卷，面无表情地开始为冈村开脱：“冈村宁次在华北期间，为农民发放棉布、打击奸商，推动了商业秩序恢复……”
话音未落，全场又是一阵沸腾，更离谱的是，除了江一平，国民政府还安排了另外两名知名律师站在辩护席上。
而起诉方的检察官却语速缓慢、逻辑混乱，连语句都结结巴巴，整个控诉流程漏洞百出。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这不是一场审判，而是一场“戏”。
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庭审前一晚，典狱长曾亲自前往监房“慰问”，口中那句“只是走个形式，请安心受审”，几乎成了这场荒诞剧的注脚。
而江一平，甚至为此通宵研究案卷，频繁与冈村面谈，搜集各类“可减责”的材料。
可观众席上的人没有忘记：抗战胜利还不到三年，南京大屠杀的尸骨尚未冷却，无数失去亲人的家庭仍在哀痛中挣扎。
面对一个曾率军残害五万多中国同胞的战犯，江一平却能说出“证据不足，应予无罪”这样的话，不是失职，而是背叛。
最终，审判如约“延期”，但人们心知肚明，这只是在为最终的“无罪释放”拖延时间而已。
事实上，当国民政府的人第一次找到他时，江一平几乎是本能地拒绝了。
他曾不止一次对来人表示，这个案子他不能接，也不敢接，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良心不允。
可很快，态度温和的“邀请”变成了冷冰冰的“提醒”，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是上面的意思，是政治任务，不是普通的司法委托。
再后来，话锋开始转向家庭，转向他最不愿意触碰的软肋。
他的父母、妻子、家人，被一一提及，他被反复敲打，这一刻，他终于明白，自己早已没有退路。
他无视父亲的极度怒火，更没有勇气去抬头对视妻子失望疲惫的目光，他告诉自己，这是暂时的，是无奈之举，是为了保全家人。
他甚至在心里反复安慰自己：法庭终究会有判断，历史自会有公论。
可他低估了这一选择的代价，当辩护的消息传出，父亲选择他彻底断绝关系，此后无论亲友如何劝说，老人都再未与他见过一面。
而妻子，也在舆论最汹涌的时候，选择了离开，她无法承受外界铺天盖地的指责，更无法接受丈夫站在侵略者一边的事实。
至此，江一平才真正意识到，他所谓的“为了家人”，最终却失去了所有家人。
父不认，妻离去，亲友疏远，他一下子变成了臭名昭著的过街老鼠，而命运，才刚刚开始对他清算。
1949年初，在国民党的运作下，冈村宁次最终被无罪释放。
而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溃败，江一平悄然登上前往台湾的轮船，离开了上海。
到了台湾，他一度以为凭借在国民党中的“功勋”，能换得一处安稳的落脚之地。
起初的确如此，当局给予他一定的生活照顾，安置在台北一处静谧的小巷中，安排了一份“顾问”性质的清闲职位。
但现实远比想象更冷酷，台湾社会对他的态度冷淡而警惕，虽未有公开谴责，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了一种“被默契排斥”的沉默敌意。
没有媒体采访他，没有学术机构邀请他，没有任何人愿意在公开场合提起他。
更深的孤寂来自私人生活，在台北他举目无亲，孤身一人。
除此之外，世人仍然没有忘记唾骂他，他依然被骂为“卖国贼”，无人在公开场合愿与他合影，学界更是集体噤声。
那些年，他常一个人早起晚归，穿行在台北街头，直到1961年夏天，一则消息将他再度推上了风口浪尖。
冈村宁次，那个曾让无数中国百姓家破人亡的日本战犯，竟然悄然到访台湾，并在一处幽静住宅区的老屋里，拜访了当年的辩护人江一平。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台湾社会震动，大陆媒体更是群起而攻之，一时间，街头巷尾，全是对江一平“引狼入室”的声讨。
有人写公开信要求将其驱逐出境，有人聚集在他住所外骂声不断，原本略有平息的怒火，再度被引燃，而江一平对此，却没有任何回应。
他没有出门，没有解释，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之后的十年，他几乎彻底与世隔绝。
1971年10月15日，江一平孤独地死在台北的住所中，去世时无人照顾，尸体是邻居闻到异味后报案才被发现。
没有亲人前来，没有追悼会，没有任何政界或法律界人士出席他的葬礼。
他的死讯传出后，不少人拍手称快，媒体纷纷用了“罪有应得”、“自作自受”这样的标题。
而对那些经历过抗战、失去亲人的家庭而言，江一平的死亡，甚至带有某种“迟来的正义”意味。
法律可以辩护，历史却不容篡改，江一平选择了站在真相的对立面，就注定要用余生承受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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