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地点是台北保密局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3号监牢。
也就巴掌大一块地儿，不到五平米，平时硬塞进去八个大活人，多的时候能叠着装进十个。
这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空气里就剩下两股味儿：墙根底下返上来的那股子馊霉气，还有十几条汉子半个多月没洗澡捂出来的酸臭。
这种恶劣环境，最容易把人的脸面磨没了。
新进来的往往吓得失心疯，嗷嗷乱叫；待久了的呢，也就破罐子破摔，一脸死气沉沉，跟咸鱼没两样。
可偏偏在这堆咸鱼里，混进来一个另类。
这人缩在墙角，借着铁栏杆缝里漏进来的那一丝光亮，捧着本书在读。
周围又臭又挤，可你看他身上，领口挺括，袖子卷得一丝不苟，连衣角都拽得平平整整。
他叫吴石。
那个名震海峡两边的“吴石案”核心人物，前国防部参谋次长。
这年他五十六。
掰着指头算，离枪毙也就剩仨月了。
若是不提那个惨烈的结局，光看他在狱中度过的最后九十天，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关于“止损”的高级博弈。
一个人掉进了绝户坑里，到底得怎么盘算，才能把那股子精气神儿护到咽气的那一秒？
这本账，吴石心里跟明镜似的。
头一笔账，咱们算算“失控”。
刘建修刚被扔进来那会儿，是个才二十郎当岁的毛头小伙。
铁门“哐当”一声锁死，这小年轻当场就崩了。
抓着铁栅栏，嗓子都喊劈了：“放我出去！
我要出去…
这是人的本能反应。
周围环境一旦脱轨，人就想靠嗓门大来找回点安全感。
这时候，墙角飘过来一句话，波澜不惊：“别喊了，喉咙喊破也没用。”
紧接着那人又说：“刚进来不适应吧？
晚上风硬，去墙角抱捆稻草挡挡。”
那会儿刘建修都不认识这大叔是谁，就觉得这人身上干净利落，一点没有阶下囚的狼狈相。
这就是吴石算的头一笔账：局面已经崩坏了，撒泼打滚属于“沉没成本”。
与其费劲巴拉跟铁门较劲，不如省点力气，哪怕是用稻草挡挡风也是实打实的收益。
日子久了刘建修才看明白，吴石在这乌烟瘴气的牢房里，硬是给自己立了规矩。
书照读，笔记照做。
放风的时候，旁人要么发呆要么骂娘，他却在院子里低头找草叶子。
捡到枯草叶，夹在书页里，跟狱友念叨：“看着这些草，就像看见了老家的地。”
他在心里筑了一道墙：铁门里面归你们管，但书本和草叶子里头，那是我的地盘。
守住了这道防线，人就不会疯。
再看第二笔账，关乎“皮囊”和“身价”。
在这号子里，吴石有点特殊待遇。
到了饭点，其他人捧着一碗发霉的玉米糊糊就咸菜。
吴石因为之前的官阶，看守给他端来一碗白米饭，上面码着两块红烧肉。
在那个饿死鬼投胎的地方，这就是黄金。
换做旁人，这怕是死都要护在怀里的救命粮。
这不光是馋不馋的问题，这是极端匮乏下的生存资本。
可吴石的算法跟常人不在一个频道。
他连眼皮都没眨，夹起一块肉分给旁边的狱友，剩下那块直接扔进了新来的刘建修碗里。
他就嘱咐了一句：“你是新来的，身子骨还得扛，别还没怎么着先把自己熬垮了，咱们走一步看一步。”
语气平淡得就像在自家饭桌上给晚辈夹菜。
这笔账他是怎么盘的？
肚子饿那是肉体受罪，是有数的；可要是当着一屋子饿汉的面吃独食，那种“落难了还摆谱”或者“护食”的穷酸样，会让他彻底丢掉长者的体面。
他不在乎那两块肉，他在乎的是在这个方寸之地，依然保持一种“施予者”的高姿态。
哪怕到了这步田地，老子依然是将军，不是抢食吃的囚犯。
第三笔账最血腥，那是拿“剧痛”换“秘密”。
负责撬开吴石嘴巴的人叫叶翔之，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儿。
手段越来越黑。
起初是车轮战不让人睡觉，后来就直接上家伙了。
刘建修在牢里，眼瞅着吴石被拖出去，又像烂泥一样被架回来。
那惨状，是一层层加码的。
最开始是脸色煞白，喘气跟拉风箱似的。
接着是眼睛。
叶翔之拿强光灯怼着眼球照，通上电刑。
这一通折腾，吴石的一只眼睛彻底瞎了。
再往后就是动真格的肉体摧残。
老虎凳砖头加满，竹签子往指甲盖里钉。
烧红的烙铁怼上去，那股皮肉烧焦的味道能顺着门缝飘满整个走廊。
每次被扔回来，吴石的脚踝肿得跟馒头似的，鞋早就穿不上了。
手上缠的布条全是血水，身上这一块那一块的烙印鞭痕，没一处好地儿。
号子里静得吓人。
大伙围着他，想帮忙又不敢乱动，只能拿稻草把他圈起来，生怕风吹着伤口。
只听见沉重的呼吸，愣是听不见一声哼哼。
刘建修看着心疼，傻乎乎问了一句：“疼不？”
这纯属废话，能不疼吗？
吴石费劲地睁开眼，那是他在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下，留给世间的一句硬话：
“皮肉上的疼，挺一挺就过去了；嘴里要是吐出不该说的话，那可就收不回来了。”
声音轻得像蚊子叫，分量却重得像山。
这是一笔关于“瞬间痛苦”和“万世骂名”的交易。
肉体的疼是有上限的，大不了就是个死。
可骨头一旦软了，把同袍卖了，说了软话，那个耻辱柱是钉在历史里的，抠都抠不掉。
为了这个“收不回来”，他把这副老骨头能扛的罪都扛了。
连动刑的叶翔之都怕了。
狱医一量血压，水银柱直接顶格。
吴石自己还低声警告：“再搞下去，我怕是要脑溢血。”
叶翔之这才不得不收手，甚至还得给他改善伙食，铺草垫子。
因为国民党当局要的是一个能上公审台的活口，不是一具没用的尸体。
最后一笔账，结算的日子到了。
1950年6月10号。
大清早，看守送来了饭。
还是老规矩，白米饭配红烧肉。
看守冷冰冰丢下三个字：“断头饭。”
刘建修手一哆嗦，碗差点掉地上。
整个牢房瞬间冷到了冰点，死亡的气息压得人喘不上气。
大伙的眼珠子都盯着吴石。
他咋办？
他跟没事人一样。
照旧把肉一块块分给刘建修和大伙，自己光扒拉了几口白饭。
吃完，起身，开始捯饬自己。
这简直就是一场仪式。
衣服扯平，裤腰带系好，鞋带勒紧。
他甚至把那本书摆正，小心翼翼地把那几片枯草叶掏出来，压在书面上。
在生命倒计时的关口，他不哭不闹，不瘫不软，他在管理自己的“卖相”。
刘建修颤声问：“您…
怕不怕？”
吴石抬起头，居然笑了。
“怕啥？
这辈子，我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百姓，对得起国家，也就是亏欠了家里人！”
收拾停当，看着门口荷枪实弹的宪兵，他回头冲狱友们说了一句：“走了。”
说完，昂首挺胸，大步迈了出去。
刘建修扑到铁门边，死死盯着那个背影。
脊梁骨挺得笔直，直到消失在拐角。
这最后一笔账，吴石是用“背影”来结清的。
他知道自己必死。
既然结果没法改，那唯一能由自己说了算的，就是去死的姿势。
要是被拖死狗一样拖出去，那是怂包。
要是哭爹喊娘地出去，那是弱鸡。
只有挺直了腰杆走出去，哪怕穿着囚服，他依然是那个把信仰守到最后一刻的铁血军人。
吴石走后，刘建修帮他收捡遗物。
在那本书里，翻到了几页手稿。
字写得方方正正，力透纸背：
“对自己，走到今天，初心不改；对妻子，时刻挂念；对孩子，盼他们能自立，做个好人。”
刘建修看着这几行字，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
几十年后，刘建修重获自由。
他花了很久，把那三个月里的一点一滴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从牢房墙角的霉斑，到半夜的脚步声；从分肉时的那个动作，到那句“话收不回来”。
为啥忘不掉？
因为他亲眼看见一个人，是怎么在死局里，通过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决定”——不瞎喊、分口粮、忍剧痛、正衣冠——硬生生地把一场必输的败局，走出了一种让对手胆寒的胜利感。
即使在最暗无天日的牢笼里，吴石也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囚犯。
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士大夫风骨”，也是一位顶级指挥官在生命尽头布下的最后一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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