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长。
研究古文明常困于无法复原当时观念，然宏观演化仍可推知。社会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子系统耦合的网络，其宏观特性可从功能维系的结构中分析，无须深入不可知的观念细节。
金观涛老师指出，系统稳态终因内部“无组织力量”增长而崩解。功能多余度不断积累，导致结构畸变与功能异化，这使得任何稳态都无法永恒，文明注定在演化中走向解体或更新。
以两河流域和古埃及为案例，可见文明灭绝的两种典型路径：开放竞争下的动态衰亡，或封闭环境中的周期振荡。系统论揭示，无组织力量的不可抗拒，正是古文明湮灭于历史深处的内在逻辑。
图：托马斯·科尔 《帝国的历程：毁灭 》
古文明的湮灭之路
文/金观涛
社会结构：不同类型社会行动的互相维系
关于古文明，我们因不能恢复当时支配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不能知晓其历史演化的整体图像，但却可以断定它们中大多数一定会灭绝。这看来有点奇怪，今天历史学家有一个公认的看法：历史研究必须从细节开始，整体宏观图像是从细节中拼出来的。
既然在古文明中，社会行动的细节不可复原，为什么会有“多数古文明必定会灭绝”的整体图像呢？关键在于，社会是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通过L（A）、L（B）互相维系的网络。对于一个由互相维系的子系统构成的组织，很多宏观性质可以从互相维系的子系统构成的网络推知，无须深入观念系统、知晓社会行动的原因。当我们把观念和相应社会行动分成若干类别，并考察其相互关系时更是如此。
我们经常将社会结构分解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子系统，这实际上是将观念和相应的社会行动分成政治类、经济类和文化类，再考察各类别之间的关系。每个人参与的社会行动，大致可分成这样三大类别：维系个体生存的观念和相应的社会行动属于经济类；服兵役、处理社会行政事务、审案等可以视为政治类；作学术报告、到庙里去祭祀等可以视为文化类。
每一类观念系统和相应的社会行动都有其主流的组织方式，我和刘青峰称其为子系统结构。每一个子系统的存在都以其他类型的社会行动的存在作为前提，如发达的商品经济活动需要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对市场的管理等，我们称之为该子系统存在所必需的外部条件，即其他类别的观念和相应社会行动（子系统）及其结果。
如古罗马发达的道路系统是军团修建的，它属于政治类社会行动的结果，该结果是经济类社会行动的前提。每一个子系统产生某一类社会行动，其结果都可以为其他子系统所利用即提供某些条件，如商品经济提供物质资源，满足政治和文化子系统的物质需求，我们称之为子系统的功能。
社会作为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一定存在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子系统，以及这些子系统存在的条件和被其他子系统功能满足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总可以简化成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并由这些结构功能耦合而成。
所谓子系统功能耦合是指某一个子系统存在的条件由其自身或其他子系统的功能提供（图一）。考察图一这样自我维系的系统，有时比研究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更容易。
图一：社会结构的系统分析
原因在于，我们在研究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网络的过程中，如果不了解普遍观念，就不能分析整个互相维系的网络；而在分析图一这样的结构时，由于功能耦合分析在很多时候和当时的普遍观念没有直接关系（如修建道路有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故而可通过对外部事实的研究得到结论，有时甚至可以直接用系统论得出宏观分析。
也就是说，很多有关社会自我维系网络的宏观特征的推论，并不需要知晓推动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宏观结论。
第一个宏观结论是部分离不开整体。因为文化类社会行动的很多条件由经济类社会行动提供，经济类社会行动的条件由政治类社会行动和文化类社会行动提供。这样，由于各子系统具有互相维系的整体结构，各子系统一定是同时形成的。
前文提到大规模农业起源和国家起源同步，这一结论可从系统论原理推知，其依据就是大规模农业的存在需要丈量土地，明确土地使用和管理原则，这些都不是经济类社会行动，而是国家的功能。各子系统必须同时形成，它们才能互相维系。
第二个宏观结论是自我维系的系统只有两种宏观状态：一是稳态，二是演化。演化结果要么就是达到新的稳态，要么就是系统解体。具体来说，稳态是指各子系统不变，一个子系统的功能正好满足另一个子系统存在的条件（它们之间功能耦合良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处于稳定状态。
当某一个子系统变化，其功能改变立即会影响到其他子系统，其他子系统的改变会进一步推动原有子系统的变化。这就是社会稳态遭到破坏、整体处于演化中的时期。演化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是达到新的稳态，这就是新社会结构；二是长期达不到稳态。因整体存在的前提是子系统互相维系，那么长期达不到稳态意味着子系统无法实现互相维系，其后果是系统解体。
第三个宏观结论是任何一个稳态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它会因内部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而遭到破坏。
将第二个结论和第三个结论结合起来，就可以推知多数古文明一定会灭绝。也就是说，即使不了解历史上大多数社会行动的原因，我们也能知道在超越突破前大多数古文明的三件事情，这就是它存在过、发生了演化和最后灭绝了。
无组织力量增长：稳态必定被破坏
一个复杂的功能耦合系统的稳态会因无组织力量增长而遭到破坏，这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观点。我把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不可抗拒作为所有系统在整体上普遍存在的定律。
什么是无组织力量增长？我经常以生态演替为例：一个很简单的池塘生态系统由水草、池塘、鱼虾三个子系统组成。我们知道，池水是水草存在的条件，也是鱼虾存在的条件。水草提供鱼虾食物，鱼虾吃水草使水草不至于过多。三个子系统功能耦合，达到一个稳态。但这样的稳态能永久地维系下去吗？不能！
学过生态学的人都知道池塘的沼泽化不可抗拒，因为池塘里的有机物在不断积累，如鱼、虾的排泄物、尸体和腐烂的水草都变成有机质沉淀下来。这种积累是在整个系统运行中被释放出来的，它对系统各部分似乎没有什么损害。因为这些东西在每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功能耦合，但是池塘会越来越浅。通过上百年时间的沉淀，这个过程会把池塘填平，让水完全消失，池塘会变成一个沼泽。沼泽的生态也不是永恒的，其稳态也会被无组织力量破坏，它会变成一个草原的生态，这叫作生态演替。
只要系统中有生命存在，就无法阻止有机质的积累。如果从系统组织理论来看，就很容易理解了。关键在于，组成一个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功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每个子系统都有很多种功能，即使子系统的某一种功能，也常常由很多不同的方面组成。这些不同的功能以及某一功能的不同方面是不可分离的。
比如水草作为一个系统，具备为鱼虾提供食物和氧气的功能，也有增加池塘中有机质的功能。生命系统的结构决定了这两种功能总是同时存在的。当子系统形成了相互适应的大系统时，只能做到某几种功能互相耦合，或者某种功能的某几方面互相耦合，而每个子系统复杂的功能不能全部参与耦合。不参加耦合的其余部分，只要暂时没有害处，就不会影响大系统的组织。
但是，正因为它们没有参与功能耦合，必然对子系统结构产生影响，这种作用虽然很小，但会慢慢地导致各个子系统结构发生畸变。我将其抽象为系统论的一个原则：在一个互相调节的系统中，功能多余度和功能异化的存在，使得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不可抗拒。功能异化可以是破坏性的，也可以在破坏的同时具有建设性。如果是纯破坏性的，它会导致系统解体；如果是建设性的，它一方面导致了原来系统的解体，另一方面促使新系统的产生。
图：伊士曼·约翰逊《采睡莲》
以公司的管理为例，公司中的每一个职位，除了管理人员发挥的职位功能外，总有多余的功能。这种功能多余度在一个大公司中会不断积累起来，影响系统效率。大公司每隔若干年应进行一次重组，以消除无组织力量导致的功能异化和结构畸变。
一般说来，一个系统越复杂，它的多余度越大，其功能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就越难判断，它造成的后果形形色色，但最终必定会破坏原有稳态。故我在《系统的哲学》中提出，没有一个系统的某一种稳态可以万古长存，它总是处于演化和灭绝中。
我和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最早将“无组织力量增长”这一理论用于历史、社会研究。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常见的无组织力量有两种，一是吏治腐败贪污和官僚机构膨胀，二是土地兼并。几乎每个王朝都是被无组织力量摧毁的。
尽管西方学者没有意识到无组织力量增长会破坏社会结构稳态，但功能多余度似乎在人类学研究中被注意到了。人类学家经常去考察一些部落，这种社会组织的规模不大，易于研究。这些部落的礼仪和习俗都可以视为组织的功能，这些功能恰恰是维系整个部落组织存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我们也总可以确定一个整体生存所必需的条件集合。
同样，任何一个组织必然是有功能的，于是文化人类学家一定可以进一步枚举这个社会组织的种种功能。任何一个组织的存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除了那些由自然环境天然提供的部分，都必须由这个组织本身的功能来提供。这一原则就是目前文化人类学中广泛应用的“功能等于需求”（functionalunity）原则。
在结构功能方法中，“功能等于需求”的原则是一条公理性假设。它来自进化论，即生物的功能一般都是其适应环境的产物。生物学家习惯于用“适者生存”来解释生物为何具有某种功能。这使得文化人类学者把“功能等于部落组织生存的需求”作为一个公理性假定。他们在发现社会的很多功能对组织生存毫无价值时，不仅大为惊讶，而且对结构功能分析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功能集大大多于部落组织存在的条件集，这是20世纪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我认为，这恰恰证明了功能多余度的存在。其实，正因为组织结构具有维持生存以外的多余功能，它们的长期作用才会造成功能异化和结构畸变，这是社会结构演化的内部动力。我们看到，那些对结构功能方法构成的挑战，恰好是我和刘青峰提出的用于理解组织演化的基础。
古文明的宿命：起源、演化和灭绝
社会中无组织力量增长不可抗拒，最早是在古文明中显现出来的。文明起源意味着庞大的跨地域组织的出现，长期生活在小组织系统中的人类，从来没有意识到跨地域的组织会有那么多的多余功能。
在研究古埃及社会时，我曾举过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如古埃及神庙的功能本是维系多神崇拜，但它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甚至可以取代或更换法老。功能多余度在积累起来后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最后把整个系统摧毁。最著名的例子是灌溉。
我们知道，最早的古文明建立在两河流域的灌溉之上，灌溉产生了农业经济，它是古代国家的一部分。我们虽然不能准确地知道何种普遍观念导致灌溉这一社会行动的发生，但却知道灌溉这一社会行动的功能。灌溉使得粮食生产集约化，而粮食维系着政治经济系统的运行。灌溉功能有多余度，也就是带来盐碱化。每次灌溉的时候都有盐分残留在土地中。所以光灌溉不下雨的话，土地的盐分会不断增加，每年增加的盐量虽很少，1000年下来却不得了。两河流域的盐碱化非常厉害。
举一个例子，公元前2500年，小麦减少到1000年前产量的15％（小麦是对盐碱很敏感的植物），到公元前2000年，只剩下2％。大麦（对盐碱不敏感的植物）的产量在公元前2400年是每公顷2600千克，到公元前1700年只有每公顷1000千克。因此，今天一些历史学家将两河流域文明灭亡的原因归为土地盐碱化。
其实，盐碱化只是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一方面。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功能多余度比灌溉更多。一个组织越庞大、复杂，无组织力量增加得越快，功能耦合系统的原有稳态一定会解体。一旦稳态消失，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有些社会行动消失了，有些社会行动变成新的社会行动，新的观念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即使达到新的稳态，功能多余度还会产生，所以稳态会不断地变动，直到有一天社会崩溃为止。系统解体是什么意思呢？一旦无组织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行动就不可能组织起来了。我们知道普遍观念的存在需要社会行动来维系，普遍观念的消失意味着古文明在演化中灭绝。
系统的无组织力量有时候可以通过系统崩溃或部分解体被清除掉，如中国传统社会因吏治腐败和土地兼并而解体时，腐败和土地兼并可以被大动乱清除，只要普遍观念还存在，社会就可以重建。社会演化呈崩溃、修复的周期性振荡。我和刘青峰在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演化时，称之为“超稳定系统”。这对于发生超越突破前的古文明是不可能的，因为古文明社会一旦崩溃，维系其普遍观念的机制不复存在，这时用什么重建文明？
当然，如果古文明处于和外界隔离的状态，不易受外来入侵，再假定社会半解体能清除无组织力量，而社会半解体时普遍观念尚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重建社会仍是可能的。但只要有外来入侵，它最后还是要灭绝的。因此，古文明的命运一定是灭绝，无非是灭绝模式不同：一种是处于开放状态中，在演化中灭绝；另一种是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在没有外来冲击时呈繁荣和衰落之周期性振荡，最后在外来冲击下灭绝。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文明灭绝”不是指这个社会的人消失了、死光了，而是指这个跨地域的文明没有了，社会分裂为很多的部落，即文明起源前的小群体。这时语言依旧存在，没有灭绝，但文字消失了。
如前所述，普遍观念存在是社会行动的前提，它又为社会行动所维系。当跨地域组织解体，又没有一种机制来维系普遍观念，使得普遍观念不复存在时，跨地域的社会行动是组织不起来的。没有普遍观念的传播，文字还有什么用呢？跨地域组织的灭绝和文字消失是同步的。这时，人还是用原来的语言，甚至文明创造的新知识都会用口语一代代传下去，只是文明解体，文字再无人认识。
20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发现，我们至今连很多文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它们在古代十分繁荣，由于尚不了解的原因灭亡了。文明似乎和物种一样，灭绝的比生存下来的要多得多。埃伯拉城的发现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1955年，一个农民在叙利亚沙漠里挖出一件用灰色玄武岩雕刻成的石狮子。
根据这一线索，考古学家进行了挖掘，找到了一个公元前三千纪古铜器时代的农业定居点。据考古文献判断，埃伯拉城市在公元前2300年发展到顶峰。有一块碑上记载了260个城市的名字。一个大商业城市里聚集了大约3万个商人、农民、官吏、工匠，还有一座学生人数很多的大学。但是一个世纪后，这个文明衰落了，来自南方的敌人掠夺了它的财富，毁灭了城市。
图：卡纳莱托《布辛托雷在升天日返回莫洛》
地球上到处可见灭绝文明的遗迹，为什么它们如此普遍呢？原因不难理解，早在2万年前，有着相同智力的、会用工具的人类已经到达各大洲。他们只要发明文字，形成普遍观念，就能创造文明。而灭绝是古文明的宿命。正因如此，文明灭绝才这样普遍。
其实，我们发现的一些历史上的文明甚至部落社会，很可能是古文明灭绝的遗留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玛雅文明。大约在2000年以前，玛雅文明难以置信地在美洲密林中诞生了。它曾经有过庞大的城市、众多的人口、发达的古代技术。它的繁荣期是公元250—900年。此后，它放弃了宏伟的庙宇和宫殿，转入密林。玛雅文明灭亡一直是一个谜。
20世纪5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玛雅的经济结构极为简单，它和今天中美洲盛行的“密尔帕”休耕制类似。玛雅人在密林中开垦土地，为了保持土壤的肥力，一块土地在耕作过后，一般要弃置10年，让丛林重新遮覆以恢复地力。根据“密尔帕”休耕制可以算出每个农民都要拥有6—10倍于其每年耕作的土地。而农民又需要住在自己土地的附近。
因此，这样的经济组织必定是地广人稀，社会结构也一定不复杂。于是一些学者认为，玛雅社会仅由两个阶级——祭司和农民——组成。这种社会人口很少，剩余产品不多，因而贵族阶级人数也不多。根据这种分析，很难理解玛雅人为何有能力建筑宏伟的宫殿。
20世纪70年代初，考古学家终于发现，用今天中美洲近于原始部落中盛行的经济结构来想象玛雅文明是错误的。“密尔帕”经济很可能是古代文明崩溃后的遗物。因为他们在玛雅低地发现了人工台地。
它证明：这里有一年几熟的集约农业的生产方式。花粉分析表明，这里曾种植过玉米和棉花。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低地中部的山坡梯田。这些土地曾长期被精耕细作，曾经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被用于这些梯田的维修。这些田地足以维持城市的存在。
据考证，当时较大的城市提卡尔的人口规模可能超过10万，其社会结构也十分复杂。对玛雅人的宗教，当时的研究者也有了很多新的看法，“原先认为泛神的、温雅的玛雅宗教，现在证明是兽性的、邪荡的、血腥的。宗教的艺术用于巩固贵族在政治上的地位，为他们控制经济提供神的辩护”。
关于玛雅文明衰亡的原因，据历史学家猜测，很可能是人口过剩和开发主要资源过度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危机。虽然关于玛雅文明灭绝的原因尚未最后搞清，但有一点很明显，它来自社会结构内部，也就是我和刘青峰所说的各种调节引起的无组织力量的增长。
古文明的灭绝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种是在环境开放条件下的演化、竞争和灭绝，另一种是在环境相对封闭条件下的周期性振荡，最后在外来冲击下灭绝。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分别是这两种类型的典型例子。
案例之一：两河流域的古文明
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写道：“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看起来颇像几个小岛。这些小岛周围，尽是蛮族形成的海。文明代表财富和舒适，野蛮代表饥饿和嫉妒。饥饿和嫉妒像海浪不断冲向小岛，小岛虽筑有堤防，但一旦堤防破裂，小岛即告淹没。”这实际上是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写照。
两河流域的地理条件很特殊，它存在几个需河水灌溉才能产生农业的干旱地区，但这些地区并非在地理上与外界隔绝，而是处于其他部落和人群容易进入的状态。古文明在该地区起源后，围绕不同中心演化。当其中某一个强盛之时，它会征服整个两河流域，从而形成大帝国。
一旦它因无组织力量的积累而衰落，其他刚发展起来的中心就会超过它，此时，另一个帝国又称霸两河流域。这种互相取代的过程可长达数千年，但依然挡不住所有古文明必定被无组织力量摧毁的命运，文明仍会在动乱和蛮族入侵中灭绝。
众所周知，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从外部迁移到今天伊拉克南部干旱无雨地区的苏美尔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并开始利用河水灌溉农田。文明起源了，一批城市出现了。很多人称之为城邦国家，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我们完全不了解当时的社会行动，无法分析其社会结构。除了这一地区外，公元前三千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出现亚述城，形成两河流域的另一个文明中心。
因南部文明比北部出现早，故最先进入演化、衰落的历程。公元前2900年，苏美尔诸国争霸，统一帝国开始出现。说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并肩建立了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这两个帝国，北部的亚述臣服于苏美尔文明。公元前2006年，苏美尔文明衰落，亚述立即独立。
公元前19世纪，乌尔第三王朝终于被阿摩利人灭掉，两河流域南部动荡不已，最后古巴比伦国兴起。公元前1792年，汉谟拉比王朝建立。《汉谟拉比法典》的颁布，意味着南部经演化达到新的稳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位于两河之间最窄处的巴比伦城成为该地区文明的中心。但是巴比伦亦难逃无组织力量摧毁社会稳态的命运。巴比伦帝国衰落，北方亚述兴起。古巴比伦被亚述所灭，亚述成为两河流域灌溉文明之中心。
图：乌尔军旗
亚述人由说印欧语系的胡里特人和说塞姆语系的阿卡德人组成，他们继承了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以底格里斯河岸的阿淑尔城为中心发展起来。亚述帝国虽在公元前2500年已创立，但也是几经演化，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才压倒南部。公元前1294年，亚述击败赫梯帝国和巴比伦，称霸两河流域，又经过几个衰落、复兴的轮回后，在公元前7世纪成为大帝国。
亚述帝国无组织力量增长极快，在其衰落过程中，南方再次崛起，这就是新巴比伦。亚述于公元前612年被新巴比伦帝国所灭。新巴比伦帝国同样处于演化、灭绝的模式中。公元前539年波斯兴起，巴比伦成为波斯帝国国王的直辖区。波斯随后衰落，公元前141年被安息王朝取代。公元224年，萨珊王朝兴起。公元642年，萨珊王朝为阿拉伯人所灭，两河流域的文明史走向终结，古文明昌盛之地终于沦为一片干涸的陆地和沼泽。
两河流域文明处于兴起—衰落—被邻近文明征服的轮回中，最后灭绝。这使得楔形文字有很多种类型，而且还不一定相通。文字上有无继承性和文明有无继承性同构。其实我上面勾画的历史图像，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上的继承性判定得到的。楔形文字的起源、演化和灭绝就是两河流域古文明的起源、演化和灭绝的缩影。
两河流域古文明处在几个中心交替竞争的格局中，最后因土地盐碱化和各种无组织力量增长而灭绝，这一过程十分形象地反映在该地区的地貌演化上。
这一切正如一位作者所描绘的：“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的街道由于置放废物，每年逐渐升高，因此房屋的地面在重建时也用土垫高夯实。当一个城市由于战争和其他灾害被摧毁后，泥沙不久就积满了残垣。当一批新居民来到废墟重建城市时，他们将残留泥墙和原来废弃物一齐夯平，在其上重建新房，于是城市的地面又高了很多。
“这样的过程反复经历了百年或千年，到这些城市最终被废弃时，城市已高出周围地面许多。风沙尘土最后完全覆盖了废墟，把它变成了一个土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居民的变迁，附近的居民再也不知道土丘是古代城市的废墟，更不必说它们的名字和历史了。在两河流域和周围地区，有千百个这样被称作tell的土丘，其中沧海桑田、百般奥秘只有经过考古发掘才能知道。”
案例之二：古埃及文明
古埃及是另外一种文明灭绝的典型。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在尼罗河谷这一上千公里的狭长地带中发展起来的，河谷宽只有几十公里；其四周是沙漠，尼罗河出口是海洋，这是一个相对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古文明一旦在此起源，就不易受到外部冲击。这就使得它成为起源—周期性盛衰—在外来冲击下灭绝的典型例子。
此外，虽然两河流域楔形文字资料比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多得多，但对于与世隔绝的、在周期性盛衰振荡中灭绝的文明系统，系统论的分析反而要相对容易一些。用系统论的原理，我们能知道古文明的基本结构，以及它大概是怎样自我维系的。
古埃及文明起源和定型与两次大干旱有关。第一次是1.5万年前的气候巨变，这正是冰河消失的时候。古气候学家对人类文明有个说法，说我们生活在漫长的“夏天”。1.5万年前全球开始变暖，虽然也有寒冷期，但基本是温暖的。今天的考古发现不断地把人类定居、发明农耕的时间往前推，我想推到1.5万年前应该是极限。
为什么？1.5万年前后地球气候巨变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干旱，我想它和人类定居有关。非洲是典型例子。撒哈拉沙漠原本是草原和森林，正是从那时开始，大部分草原和森林消失了。那么，撒哈拉沙漠的形成对人类迈向文明有什么影响？更详细的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尼罗河谷地带的形成，人们开始在那里谋生并定居。换言之，虽然农耕和动物驯化并非起源于尼罗河谷地带，但这个人类最早的聚集和定居地依旧成为古文明的重要摇篮。
传统观点认为，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现在这一说法基本上被推翻了。古埃及文明是独立起源的。古代埃及分为上、下埃及（upperandlowerEgypt），前者位于尼罗河上游，后者位于尼罗河下游的三角洲，二者在前文明时代各自独立发展。
埃及最早的农耕文化出现在下埃及的法雍地区，它存在于公元前5450年—公元前4400年，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发现了谷物的储藏窖，其内部还有草席作内衬。上埃及最早的农耕文化出现在巴达里（Badari），它靠近今天埃及的索哈杰地区（Sohag），很可能出现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但目前能证明的存在日期是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4000年。换言之，下埃及进入农耕比上埃及要早。但是最早的跨地域组织却出现在上埃及！原因是古埃及象形文字起源于上埃及。
图：埃及象牙标签
巴达里是古代上埃及文明的代表，其陶器烧制的工艺相当出色，它使用精细的黏土，烧制出的陶壁非常薄。公元前4000年以后，埃及进入涅伽达（Naqada）时期，它分为三期：涅伽达1期（NaqadaI），又称阿姆拉特文化（Amratianculture），存在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年的上埃及。与巴达里文化相比，阿姆拉特文化的陶器生产从黑陶转向了红陶，且不再采用波纹状的陶面装饰。
涅伽达2期（NaqadaII），又称格尔塞文化（Gerzeanculture），存在于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200年的上埃及，格尔塞文化从它的发源地——涅伽达——对外扩张，北至尼罗河三角洲，延伸至了下埃及，南至努比亚（Nubia），尽管此时的下埃及存在马阿底（Maadian）文化，但其成就完全被格尔塞文化掩盖了。
象形文字是如何起源的？今天还不清楚。我猜想它和陶面装饰进化有关。正是在象形文字起源过程中，上埃及的一些手工业中心发展为城市，涅伽达（Naqada）、希拉康波利斯（Hierakonpolis）和阿拜多斯（Abydos）等城市很可能已经发展成了独立的（甚至相互竞争）的政治体。涅伽达3期（NaqadaIII），是埃及文明迈向统一王朝的过渡期，也被称作零王朝（Dynasty0）。
古埃及文明的起源缘于上埃及对下埃及的征服。如前所述，随着象形文字的使用，上埃及发生了独立政治体的相互联合。从当时的陪葬品来看，上埃及趋近于一个等级制社会，地方精英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一时期，下埃及本土的文化完全为上埃及文化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上埃及人向下埃及移民。
这首先表现为跨地域的贸易活动，上埃及人急于控制埃及与地中海地区的外贸通道，随后为军事扩张。由于考古资料的匮乏，研究者尚不能确定上下埃及统一的具体过程。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个统一的国家出现在了尼罗河流域，这一政权主要被一个来自孟菲斯地区（Memphisregion）的国王控制着，即埃及的第一王朝（Dynasty1）。
我还要强调的是，4200年前（约为公元前2200年），尼罗河谷地带出现另外一次更严重的干旱。当时西亚北非地区气候急剧变化，降雨量锐减，这被称作“4.2kiloyearevent”。考古学家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壤中检测到4200—4050年前的氢氧化铁（这代表当时气候干旱），研究者发现同一时期白尼罗河的径流量也很低。这表明，埃及气候受到干旱的严重影响。
干旱到什么程度？古埃及再也不下雨了。今天有人认为狮身人面像中有大雨冲过的痕迹，故断定它是更早文明的遗物。因为埃及4000年来没下过雨，狮身人面像上怎么会有水冲的痕迹呢？那次干旱不得了，尼罗河成为一条很窄的绿色河谷。为此，古埃及不得不建立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在某种意义上讲，古埃及中王国时期典型的社会结构也是在这一时期成熟的。
除了文字，还有哪些因素促使古埃及文明繁荣呢？我认为，它和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有关。因为尼罗河泛滥带来一层新泥，当地人要重新划定地界。当然泛滥过后，埃及人可以用尼罗河水来灌溉，这对农业很重要。正因为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都和灌溉有关，20世纪有人提出水利文明说，认为水利的需要导致专制国家建立。
一旦把这种说法放到埃及，我们就知道其错误了。古埃及的水利工程都是在国家强大了——中王国（MiddleKingdom）——以后才修建的。在古埃及，每一个住在河谷的村庄都能引水灌溉，利用尼罗河水灌溉一开始不需要通过水利工程。相比之下，重新划定地界比灌溉更需要国家介入。
尼罗河灌溉除了其高度地方性外，还有一个和两河流域不同的重大特点，这就是不会发生盐碱化。因为每年河水都要泛滥，泛滥就相当于对盐碱化土地的冲洗。所以尼罗河两岸没有像两河流域那样，因上千年的灌溉导致土地盐碱化而荒芜，人们不得不迁到他处，当无处可迁时，文明就灭绝了。所以，这个灌溉文明是可以长期存在的。或者说，如果把盐碱化看成无组织力量，这个文明有种自动消除无组织力量的办法。
如前所述，国家解体是清除政治、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最重要手段。但对于两河流域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这个办法基本无效。国家解体就是社会瓦解，社会行动不再存在，文明就灭绝了。而古埃及国家是由尼罗河谷一个个诺姆（州）组成的，这些州有自己的主神和灌溉系统，即使统一国家被无组织力量瓦解，诺姆仍然存在，国家可以重建。
也就是说，古埃及文明可以用王朝更替和国家解体来清除不断积累的无组织力量。和两河流域古文明不同，只要没有强大的外来冲击，古埃及文明是可以处在“崩溃—修复”循环中的。
我曾用古埃及的社会结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古埃及政治结构是神权官僚政治，法老用官僚和书吏统治国家。经济是百分之百的农业计划经济，我在下一讲会谈到古埃及市场发育的困难。其观念系统被数以千计的神统治，神权政治和计划经济中的无组织力量增长得极快，但王朝崩溃和社会动乱均可清除无组织力量。因无组织力量被清除，王朝又可以被重建，故在埃及被罗马帝国占领前，我们在尼罗河谷看到的是改朝换代而非文明灭绝。
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不同，文明史即王朝更替史。从公元前3100年出现第一个王朝，到公元前332年的托勒密王朝（即希腊化时代），古埃及大概经历过31个王朝。早期王朝414年，古王朝506年，第一个中间期141年，中王国347年，第二个中间期219年，新王国482年，晚期王国744年。朝代更替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国王家族的变换；另一个是整个社会大解体，由地方势力，也就是尼罗河各个州中的某一个新的诺姆，重新建立王朝。
古埃及王朝有时会发生主神的更替，即不同王朝的主神是不一样的。第一王朝是荷鲁斯，第二王朝是塞特神，第三王朝又是荷鲁斯，第四王朝是荷鲁斯（拉），第五王朝是拉，第六王朝是拉—阿图姆，中王国各期是阿蒙，新王国各朝也是阿蒙。
为什么主神会变换？我对它的解释就是，王朝解体以后，由诺姆进行修复，各诺姆信奉的主神不一定相同，故出现主神变换。古埃及在王朝崩溃后之所以可以被修复，除了王朝解体能够清除无组织力量外，还在于王朝崩溃的时候，仍有一部分社会没有解体，它可以发挥修复国家的功能。
正因如此，从公元前3100年文明起源到受古希腊罗马文明冲击前，古埃及存在一个连续的文明。我在《悲壮的衰落》一书中曾将其称为和中国类似的“超稳定系统”。其实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不同，它只是一个准超稳定系统。为什么要加一个“准”字呢？因为超稳定系统的文化是不会灭绝的，即使受到强大的外来冲击，它也不会灭绝。
中国文明在两千年间一方面处于社会周期性的大动荡（即崩溃—修复）中，另一方面在受到强大外来冲击时，其文化不仅不灭绝，反而有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原因是儒家文化是经过超越突破的文化，古埃及文化则不是，其普遍观念必须由社会行动来维系，而不是建立在个体之上。
因此，埃及在被希腊化，特别是被罗马帝国征服以后，当它的最后一个神庙废弃时，埃及的文字、埃及的神——古埃及文化就消失了，和两河流域一样，这里发生了文明灭绝。古埃及的文字要到19世纪才被解读出来。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第一讲第3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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