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丧钟已鸣：两个纽约，两本经文，两个时代|丧钟已鸣|信仰|宗教|教会|神学|纽约|美国

特朗普凝视着视频中的旧日纽约，在社交媒体上写下“略有不同的时代，永远不要忘记”。这声低语与曼达尼手按《古兰经》宣誓就职纽约市长的画面重叠——两个纽约在此刻对峙，一个在记忆中，一个在现实中。

2026年1月1日，纽约市长曼达尼手按《古兰经》宣誓就职的画面通过媒体传遍世界。而在这个1月份即将结束的27日，一则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帖文在网络上流传：视频里旧时代纽约街头的有轨电车、戴礼帽的行人、古典建筑立面，特朗普配文“略有不同的时代，永远不要忘记”。

这不仅仅是政治立场的分歧，更是两个美国灵魂的公开对峙。

第一章两个纽约：向右圣经，向左古兰经

特朗普怀念的那个纽约，街道上回荡的是教堂钟声，法律根基里流淌着圣经的智慧。那个纽约的“不同”不仅在于有轨电车和复古服饰，更在于它的精神底色——一个由清教徒梦想奠基、以基督教伦理为公共秩序默会前提的城市。

而曼达尼宣誓时手按的《古兰经》，在市政厅灯光下反射出的，是另一个纽约的升起。支持者称此为“进步”，历史却可能记录为一场静默的文明置换。当转发特朗普帖文的评论者写下“真文明”三字时，他触及了一个被当代政治话语刻意回避的真相：文明有传承，有价值序列，有不可随意切割的精神血脉。

“永远不要忘记”——特朗普的警句在这个时刻获得了近乎先知般的重量。不要忘记什么？不要忘记五月花号登陆时“为上帝荣耀”的宣告；不要忘记联邦最高法院建筑上摩西手持十诫的浮雕；不要忘记美元钞票上“我们信仰上帝”的铭文；更不要忘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宗教自由，其原初语境是基督教各教派免于国教压迫的自由，而非今日被扭曲的宗教相对主义。

曼达尼的就职仪式选择在午夜、在废弃的旧市政厅地铁站进行，这本就充满象征意味。而特朗普选择用一张黑白照片回应，同样深意存焉：那个“不同的时代”不仅是审美的怀旧，更是精神家园的招魂。一边是主动选择的文明告别，另一边是无力挽回的深沉凭吊。

当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将其权柄交予一位手按《古兰经》宣誓的领导者时，它交出的不只是一串市政钥匙，更是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而保守派的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真文明”评价，与进步派庆贺的“多元化里程碑”，构成了当下美国最尖锐的精神分裂。

这组并置的画面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美国正站在其精神史的断层线上。特朗普的“永远不要忘记”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口号，不如说是一代人对即将消逝的文明身份的最后挽歌。而曼达尼的宣誓，则是那首挽歌最清晰的和弦。

第二章清教圣约：美国宗教自由的原始底色与建国原旨

然而，这种“文明置换”并非一日之功。要理解当前对峙的深度，必须追溯“宗教自由”原则在美国法理中的根本性扭曲。这一扭曲并非偶然，而是一套系统的世俗化叙事对建国原旨的胜利。

1620年深秋，大西洋的怒涛几乎要将五月花号撕裂。船舱内，清教徒们用冻僵的手指签署了美国精神的原始契约：“以上帝的名义，阿门……为了上帝的荣耀，并促进基督信仰……”

这些圣徒冒死横渡重洋，不是为了建立宗教超市，而是为了赢得按照上帝话语纯正敬拜的权利。他们逃离的是欧洲教权的压迫，寻求的是圣经原则下的自由——这自由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基督教救赎叙事的烙印。

1789年，当制宪先贤们为第一修正案斟字酌句时，他们脑中回响的正是这清教徒的泣血祷告。“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实践之法律”——这绝非向万神殿发出的邀请函，而是基督教会内部的和平宪章。其原意是防止单一基督教派别垄断信仰，从而保障各基督教派别自由敬拜的权利。

托马斯·杰斐逊那堵“政教分离之墙”，其初衷是保护教会免受凯撒的迫害，而非将上帝逐出公共广场。正如历史文献表明，第一修正案通过后数十年，多个州仍将基督教某些派别确立为官方宗教。

美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合众国政府之任何职位或公职，皆不得以任何宗教标准作为任职的必要条件。”这一条款的本意是禁止宗教测试，而非否定美国的基督教特质。

建国先贤的关切，是防止政府干预或偏袒某一基督教教派，从而保障基督教信仰内部的自由竞争与纯正实践。国父们从未设想过美国会成为一个价值中立的世俗国家。更绝对想不到，二百多年后，一个城市的市长居然可以手按古兰经宣誓就职。

第三章判例之刃：“中立”原则如何挖走信仰房角石

外邦人手按《古兰经》宣誓就职并非孤例——2006年，凯斯·埃里森成为美国国会第一位穆斯林议员时，同样手按《古兰经》宣誓，使用的还是杰斐逊总统珍藏的《古兰经》；2018年，伊尔汉·奥马尔作为首位穆斯林女性国会议员，也以同样方式宣誓。

这些事件之所以能被视为“多元主义的胜利”而非“对建国原则的挑战”，其根源在于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用“政教分离”和“宗教中立”的现代阐释，替换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设立国教”条款的原始意图。

1947年，最高法院通过“艾弗森诉教育委员会案”正式将“政教分离条款”列入权利法案并解释为要求政府在所有宗教间保持“中立”。这种所谓的“中立”原则，实质上是对基督教在公共领域地位的系统性剥夺——将基督教从美国公共生活的历史性房角石，降格为与众多外邦人的宗教平等选项中的一个。

随后的判例如同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1962年“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将祷告逐出公立学校；1963年“阿宾顿学区诉申普案”将圣经诵读定为违宪；1992年“李诉韦斯曼案”甚至禁止毕业典礼上的祝福祷告。

每一份判决书都披着“中立”的外衣，但刀刃都精准地刺向基督教的公共表达。大法官们自以为在守护自由，实则是在拆除美国灵魂的承重墙。他们将“不得确立国教”扭曲为“不得偏爱基督教”，将“宗教自由”稀释为“信仰相对主义”。

从神学和政治哲学角度看，这种“中立”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且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虚无立场。清教徒先辈所追求的“宗教自由”，是真理的自由，是基于“上帝律法高于人间法律”这一前提的自由。而现代司法体系所建构的“宗教自由”，则预设了所有宗教主张在公共理性面前均无真理性的优先权，纯属私人偏好。

当曼达尼等外邦人在山巅之城里手按《古兰经》宣誓时，其象征意义恰恰在于，它利用了这个被掏空了基督教实质内涵的“自由”框架，来完成对框架创立者精神遗产的置换。曼达尼选择在午夜时分、废弃地铁站中完成这一仪式时，不仅是政治姿态，更是对美国立国精神与宪法渊源的神学羞辱。

第四章灵性失语：教会的沉默与信仰的私有化

然而，更致命的危机表现在教会的沉默上。面对这种公开的、象征性的信仰场景转换，美国主流教会几乎没有组织任何有影响力的神学反思、公共抗议或全国性的祷告呼求。这种沉默揭示了现代美国基督教的一个根本症结：信仰已被很大程度上“私有化”和“心理化”。

基督信仰成为一种提供个人慰藉、道德指导和社区归属的“生活方式选择”，而非一种要求塑造公共秩序、评判政治权力并为之代求的整全性真理主张。要知道归正教（中文语境往往被称为新教）信徒天生就是抗议者protestants，理应对任何不义之事大声说不。而如今的教会和信徒却常常在“包容”与“爱”的名义下，放弃了对公共领域真理持守的责任。

正是美国社会灵性层面的这种投降主义式的配合，使得信仰在法理（理性）上的扭曲得以实现并巩固。曼达尼的当选及其宣誓方式，离不开基督教在美国公共文化中的全面撤退与沉默，是美国深刻灵性危机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

这种灵性失语，使得像曼达尼宣誓这样的仪式，不再是引发激烈信仰辩论的“事件”，而被顺利接纳为文化多元主义的寻常“景观”。 当教会不再能够从自身丰富的律法、先知和智慧传统中，提炼出对公共生活的批判性话语时，它便自动让出了定义“文明”与“价值”的权柄。曼达尼在午夜地铁站的宣誓，之所以能毫无阻滞地成为“进步”符号，正是因为那个原本应提供不同叙事的基督教公共声音，已然喑哑。

第五章信仰废墟：世俗主义的胜利与文明根基的置换

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场静默而彻底的置换：以基督教精神为灵魂的旧美国，正在被一种以世俗自由主义为框架、以价值多元为表皮、实则不断侵蚀其生成母体的新秩序所取代。

“政教分离”原则已被扭曲为将基督教象征与话语系统性清除出公共领域的工具。当穆斯林官员可以自由使用《古兰经》宣誓，而学校的祷告被禁止、公共场所的十诫纪念碑被移除、圣诞节祝福被视为“不包容”时，一种不对称的“宽容”便暴露无遗：它只对稀释和否定传统基督教价值宽容，却为其他世界观和宗教进入公共空间铺平道路。

这不仅仅是宗教多元，更是一种文明根基的置换。 美国的法律体系、道德观念、节日传统、甚至时间纪元（公元），都深深植根于基督教。世俗主义并非在这些根基之外提供另一个选项，而是寄生其上，并试图否定其根源。

曼达尼选择的就职地点——1945年关闭的旧市政厅地铁站——象征意义极为复杂：它既指向一个被废弃的旧系统（传统政治与基础设施），也暗示着在新的轨道上（民主社会主义、身份政治）的重新出发。这个“新出发”有意无意地建立在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废墟化之上。

法理学上，这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一个依靠基督教文明母体诞生的宪政秩序，如今正通过其自身的法律解释工具，来否定和排斥该母体在公共领域的持续存在。这种置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支撑现代美国社会的，已不再是清教徒那种“为上帝荣耀建立山巅之城”的“负重自由”，而是一种追求个人自主与情感满足的“轻盈自由”。当曼达尼手按《古兰经》时，他所依托的，正是这种已被掏空具体历史文化内涵的、抽象的“自由”概念。

第六章回归本真：重申有立场的自由与公共神学的责任

因此，真正的回应并非怀旧式的哀叹，也不是排外式的反击，而是对美国“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进行神学与法理上的根本重述。 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基督教价值观在公共领域的自由表达，而非所有宗教的平等地位。

“我们首先是信徒，其次才是公民。”美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所有法律与政治秩序都建立在某种关于善与正当的预设之上。建国先贤的预设是基督教自然法与共和美德，从未设想过把美国打造成一个价值中立的世俗国家。而深刻的危机正在于——现代自由主义的预设是个人自主与选择中立。后者正在取代前者。

回归真正的信仰自由，意味着首先在思想上摒弃“宗教中立”的迷思，公开承认美国公共文化的历史性基督教底色不是需要道歉的污点，而是其自由、法治与繁荣的基石。这要求基督徒，特别是教会领袖和神学家，发展出一种勇敢的“公共神学”，敢于在公共领域用真理的语言发言，解释为什么基督教世界观能为人类的尊严、自由与正义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在实践层面，这意味着信徒既要坚决捍卫所有人在私人领域良心自由的权利（这是基督教宽容精神的体现），又要同样坚决地在公共领域见证基督教真理的整全性，反对任何将其边缘化为“私人偏好”的企图。

对于曼达尼向古兰经宣誓这类事件，恰当的反应是，除了在法理层面对这种宣誓行为进行宪法审查，更要在信阳灵性层面以其为契机，展开一场全民族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基于何种真理而立国”的深度对话。教会应当发起祷告，组织研讨，从圣经和传统中汲取智慧，清晰地阐明：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是否认一切至高真理的虚无场地，而是谦卑地承认并顺服于神圣律法之下的自由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