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棵树里都藏着一只看不见的巢，在那原本该是山的地方|俳句|诗人|诗歌|雷蒙德·卡佛

Gustaf Fjaestad

配乐 / Ambient Cinematic Piano - The Mountaun

声音导演 / 茜茜

1. 关于泰丝·葛拉格

别无选择，我得冒个险，在这个女性权益高涨的时代里，用这样的引子作为开头，来介绍一位女诗人。

泰丝·葛拉格是谁？她是雷蒙德·卡佛的伴侣和文学遗孀。

众所周知，卡佛过得并不快乐。而卡佛表示，他“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其中第二段是丰收时期”——这个第二段，指的正是他遇到泰丝·葛拉格后的十一年时光。

她作为知己、伴侣和合作者——他们共同创作过两部独幕剧——催生并守护住了卡佛生命里创作力最为旺盛的十一个年头，并在卡佛死后继续成为他的文学遗产守护人。多多少少，有点像是李银河之于王小波。

无他，这个信息对我们太重要了。

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她的首要身份是某种面目模糊的第二性的“那个谁”。

不，不是这样的。

生而为人，我们都是社会网络上的一点，总得需要借助其它参照物，才能确定自己在这个矩阵里的位置——雷蒙德·卡佛自己，不是也被人称作“美国的契诃夫”吗？

而泰丝·葛拉格自己，作为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的身份大于前述一切，卡佛只是认识葛拉格的方便法门。葛拉格就是葛拉格，如果你还不了解她，那现在可以读上一点试试了。不妨就从这首小诗开始。

2. 关于题记

这是一首写给Drago Štambuk的诗。

Drago Stambuk是克罗地亚医生、诗人、散文家。作为医生，他专攻内科、胃肠病和肝病研究，同时也是最早深入研究艾滋病的医学专家。

1991年，克罗地亚独立后，他创办了克罗地亚遗产日并出任主席。同年，他成为外交官，任克罗地亚驻英国大使至1994年，其后三年任驻印度和斯里兰卡大使、1998-2000年任驻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大使，2001-2002年期间短暂成为哈佛大学研究员；2005-2010年，他作为驻日和驻韩大使活跃于东亚地区，研究俳句并出版俳句集，还创办了一个俳句诗歌奖并出任唯一评委。2011年，Stambuk被派往南美，先后出任克罗地亚驻巴西、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大使。

作为诗人，Stambuk与卡佛和葛拉格夫妇过往甚密，被卡佛称为“真正的诗人”；甚至在卡佛自己的诗集《通往瀑布的新路》里，有好几首是献给Stambuk的。Stambuk还是卡佛作品在克罗地亚最重要的翻译者和推广者。

1988年卡佛去世，而葛拉格这首小诗收录在1992年出版、纪念卡佛的诗集《Moon Crossing Bridge》里，合理推测写作时间大概在1991-92年期间。所以，显而易见，这是此前三人间的文学情谊的自然延续，也是卡佛的遗孀和文学遗产守护者，在向另一位遗产守护者致意，是哀思，也是盟誓。

同时，考虑到1991年对于克罗地亚和Stambuk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所以，这首小诗，可能也寄托了某种“苟富贵，勿忘初心”的勉励之意，诗中顿悟式的人本和人文情怀，恰与Stumbuk创办克罗地亚遗产日的情怀暗合，不是么？

其实，这首诗于我而言多多少少过于浅白了：这不够呀！直到看到Stambuk对于俳句的迷恋。我才恍然识别出来：远山、伐松、观鸟、顿悟和略显刻意的转折......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式意象和俳句趣味么？

所以，克罗地亚独立背后的元老，超级资深外交官Stumbuk为何多年来辗转欧、美、亚洲多国，始终卡在大使这一级别上如如不动？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大使身份于他（作为一个诗人）而言，是令人愉悦的游历自由度；政治上的级别和身份只是他的第二性，而诗人身份才是内核。很难讲，这种对于自己是谁的坚守，没有受到过卡佛和葛拉格夫妇勉励的影响。

而这首诗里隐藏的俳句趣味，也解释了多年以后（1992-2005）Stumbuk来到东亚出任日韩大使背后的兴味动机。现在，一切都好理解了。

3. 顿悟与失焦

那么，是渐是顿？

这首小诗如此浅白短小，以至于文本本身完全缺乏可供阐释的纵深。

诗人想要获得一片从自家后窗（对，显然是后窗）眺望山巅积雪的视野，决定砍掉几颗碍眼的树：此刻，主体是“我”，和“我的欲望”，也就是对于风景的追索。

当她提着锯子站到树前时，注意力先是失焦（山景的召唤被淡化），继而重新变焦并聚焦于眼前的“问题”、即树本身。此刻山我两忘，树木充斥视野，成为主题，而树上的鸟巢与“我”之栖居相对应，构成了新的主体性：以此望去，手持锯子的我当然就显得冒昧、残暴而毫无道理。葛拉格此刻顿悟，于是放下了手中的锯子，选择平等的共处，而非人类沙文主义的狭隘野蛮。

这种主体性和视角的转换背后，是葛拉格饱含人文情怀的柔软内心。从读诗的我们的角度看去，这还构成了诗人和顿悟作为审美对象的第三种主体性和微妙层次。

可是，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仍然是简单和笨拙的：一个字即是一个字，通过线性铺陈，有点费力且直白地完成了表达，但没有完成表达效率层面上的多用和升维功能。

而如果你对葛拉格有一点了解，就会意识到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关于如何写作，她和卡佛是有争论的，那个我们认为浓郁苦涩又引而不发的卡佛，主张表达应该明白晓畅；而葛拉格则针锋相对地宣称，当我写的过于浅明的时候，我会感觉价值不足。

这种争论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它既不符合我对卡佛的认知，也不符合葛拉格在这首诗里所表现出的审美趣味：一览无余，浅不盈指。

所以我需要上面那么多的篇幅，走过卷帙浩繁的索隐考据之路，才能慢慢解开这个不合常理的谜题。

只有把泰丝·葛拉格还原成一个柔软流动的人，才能想明白，和卡佛共处的11年时光，不可能没有对她造成改变。在某些曾经至关重要的观念上，当作为对立面的卡佛逝去之后，她才恍然发现自己其实早已接受了卡佛带来的观念冲击，甚至变成了卡佛——这首小诗，其实是一种坦白无依的投降式倾诉。

也只有把泰丝·葛拉格还原成一个忠直的老友，才能想象得出，在1991年这个时刻，文体的形貌特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Drago Stambuk作为一个刚刚获得“锯子”，可以伐倒任意一片阻碍他视野的树林的人，正处在“我是谁”被重新定义的紧要关口。

在这个时刻，他收到了葛拉格的这首小诗。

此后三十年，Drago Stambuk明明可以，却选择了在仕途上止步不前，作为一个不太重要、手握重权但又缺乏戕害他人能力的自由诗人，纵情于各大洲的山水诗行之间，徐徐荒废掉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