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扶不起的阿斗”成了刘禅撕不掉的标签，蜀汉灭亡的罪责被尽数推到他身上，仿佛他就是那个辜负诸葛亮鞠躬尽瘁、葬送刘备半生基业的昏庸君主。但拨开文学作品的演绎与后世的偏见，翻开《三国志》等正史记载，我们会发现，这个在乱世中辗转求生、执掌蜀汉四十余年的君主，从未是世人眼中的草包，他的一生，藏着最朴素也最难得的乱世生存智慧，也道尽了平凡人在极致困境中的取舍与担当。
刘禅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写满了颠沛与凶险。建安十二年，他生于荆州，两岁便丧母，此后便跟着父亲刘备开启了四处奔逃的乱世生涯。他的幼年，是一部实打实的“求生计”，长坂坡之战，刘备被曹操大军击溃，仓皇间抛妻弃子，襁褓中的刘禅被弃于乱军之中，若非赵云单骑闯阵、七进七出拼死相护，他早已成了刀下亡魂。这场死里逃生，不是终点，只是开端，后来刘备入蜀，孙夫人心怀归吴之意，欲将刘禅挟持到东吴作为要挟，又是赵云与张飞勒兵截江，才从险境中将他夺回。两次直面死亡，在战火与离乱中长大的刘禅，没有养出骄奢跋扈的性子，反而早早看清了乱世的本质，对自己的能力、对所处的局势，有了一份远超同龄人的清醒认知。
这份清醒，在他十七岁继位时，体现得淋漓尽致。章武三年，刘备在夷陵之败后病逝于白帝城，将摇摇欲坠的蜀汉江山与年仅十七的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那句“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看似是极致的信任，实则是将刘禅架到了悬崖之上——一边是蜀汉经夷陵之败后国力大损、内外交困的烂摊子，益州本土势力与荆州派矛盾暗涌，曹魏与东吴虎视眈眈；一边是诸葛亮手握无上权力，朝野上下尽服其能，幼主临朝，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君臣猜忌、朝局动荡。
历史上，年少继位的帝王，多有急于亲政、忌惮权臣者，轻则夺权相争，重则引发内乱，最终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但刘禅没有这样做，他深知自己的才智不及诸葛亮，更明白此时的蜀汉，经不起任何内耗。于是他选择了最明智的做法：彻底放权，全力支持。诸葛亮在世时，刘禅将朝政大权悉数交托，从不胡乱干预其决策，哪怕是诸葛亮坚持北伐、耗费国力，他也始终秉持着“相父所言，皆从之”的态度，用君主的隐忍与克制，避免了君臣内斗，让蜀汉能集中所有力量应对外部危机。这份“不揽权、不猜忌”的胸襟，看似是平庸的退让，实则是乱世中守成君主最难得的本分，若非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与大局观，绝难做到。
而诸葛亮去世后，刘禅的政治能力，更是打破了“草包”的偏见。他没有让蜀汉陷入“一朝丞相亡，朝局便崩塌”的困境，反而迅速收回朝政大权，独掌蜀汉政权长达29年，成为三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为了防止相权独大的局面再次出现，他果断废除了丞相制度，将权力拆分给尚书令、大将军等官员，让其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形成了一套稳定的权力架构。在用人上，他延续诸葛亮的治国方略，重用蒋琬、费祎、董允等贤臣，这三人与诸葛亮并称“蜀汉四相”，在他们的辅佐下，蜀汉休养生息，百姓安居乐业，维持了数十年的稳定。一个能在权臣离世后迅速稳定朝局、建立权力制衡、任用贤能延续国祚的君主，又怎会是一个胸无点墨的草包？
世人诟病刘禅的另一大“罪状”，是后期重用宦官黄皓、荒废朝政，以及面对魏国进攻时的“轻易投降”。但细究背后的缘由，便知这份指责，多有偏颇。刘禅并非本性昏庸，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他“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一语道破了他的性格本质：他并非雄才大略的英主，缺乏独断专行的决断力，容易受身边人的影响。前期有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贤臣在侧，他便能循规蹈矩、做一个守成之君；后期贤臣相继离世，朝堂之上无人制衡，黄皓等宦官才有机可乘，趁虚而入。这是他的缺点，却并非不可饶恕的罪过，比起历史上那些残暴嗜杀、荒淫无度、主动祸乱朝纲的昏君，刘禅的“昏”，更多是平庸者的软弱，而非本性的邪恶。
而邓艾大军兵临成都时的投降，更不是单纯的“软弱”，而是审时度势后的取舍。彼时的蜀汉，早已是强弩之末：全国人口不足百万，却要供养数万军队，姜维连年北伐，早已掏空了国库；朝堂之上，贤臣凋零，人心涣散，面对邓艾的奇袭，蜀汉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死战到底，一派主张南迁南中。但死战，意味着成都将沦为战场，数十年的安稳基业毁于一旦，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死于战火；南迁，南中之地偏远贫瘠，且本土部族素来不服蜀汉管辖，未必能容身，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在这样的绝境下，刘禅选择了投降，以一己之骂名，换来了成都全城百姓的安稳，让他们免于战火荼毒。这份选择，没有匹夫之勇的壮烈，却有着一份难得的仁厚——他放下了君主的尊严，放下了“复兴汉室”的执念，却护住了治下的百姓。比起那些为了一己之私，将百姓拖入战火的帝王，这份“软弱”，何尝不是一种担当？
投降之后，刘禅在洛阳的“乐不思蜀”，更是被世人解读为昏庸无能的极致。但身处敌国，寄人篱下，作为一个亡国之君，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司马昭的监视之下，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甚至牵连蜀汉旧臣与百姓。一句“此间乐，不思蜀”，看似是忘本，实则是乱世中最无奈的明哲保身——他用看似愚笨的姿态，消解了司马昭的猜忌，最终得以善终，享年六十四岁。在三国的亡国之君中，刘禅是结局最好的一个，这份“大智若愚”，藏着最卑微也最智慧的求生之道。
纵观刘禅的一生，他没有刘备的知人善任、雄才大略，没有诸葛亮的经天纬地、鞠躬尽瘁，在那个英雄辈出、群星璀璨的三国时代，他确实是一个资质平庸的普通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却坐在了三国中最艰难的君主位置上——蜀汉偏居一隅，国力最弱，却背负着“复兴汉室”的沉重使命，前有强敌环伺，内有派系纷争。而他，却凭着一份清醒的自我认知、一份隐忍的大局观、一份审时度势的取舍，守住了刘备打下的江山四十余年，让蜀汉成为三国中第二个灭亡的国家，而非第一个；最终又以一己之身，保全了成都百姓，让自己与蜀汉旧臣得以善终。
这世间，从来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光芒万丈的英雄，不是人人都能拥有扭转乾坤的才智。我们总用明君的标准要求刘禅，希望他能承继刘备的遗志，复刻诸葛亮的传奇，复兴汉室，成就一番伟业，可当这份期望落空，便将所有的罪责与骂名都推到他身上，却忘了他只是一个在乱世中挣扎的普通人。
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聪明，身处困境，被现实磨平了棱角，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时，不妨学学刘禅。他不逞匹夫之勇，懂得审时度势；不贪一时之名，懂得取舍退让；不怨天尤人，懂得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守住最珍贵的东西。有时候，所谓的“愚笨”，可能是大智若愚；所谓的“软弱”，可能是另一种担当；所谓的“平凡”，也能在逆境中绽放出独有的光芒。
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刘禅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照亮时代的星辰，但若能在逆境中保全自己，护住身边的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到本分，便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而这份智慧，恰恰是最贴近普通人的，也是最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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