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3日，中南海的晨雾尚未散尽，一则消息悄然传开：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自己的书房中结束了生命。彼时距“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仅一步之遥，政治风暴的阴霾已笼罩华夏大地。这位曾被毛泽东倚重有加、被誉为“笔魂”的青年才俊，为何在盛年选择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落幕？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贫苦家庭，3岁丧父、12岁丧母的坎坷童年，让他早早在文字中寻找寄托。14岁时，他以“田家英”为笔名向报刊投稿，诗词杂文文采斐然，甚至与知名教授论战不落下风，被誉为蜀地“神童”。1937年，怀揣着救国理想的田家英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延安，开启了他与革命事业绑定的一生。
在延安，田家英的才华很快崭露头角。他凭借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在《解放日报》发表《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借明末文人风骨针砭时弊，这篇文风老辣的杂文恰好被毛泽东读到。毛泽东对这位青年才俊颇为赏识，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特意安排田家英担任其文史教员。1948年，经胡乔木推荐，田家英正式成为毛泽东的秘书，这一伴便是18年。
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是田家英人生中最璀璨的篇章。他不仅掌管着毛泽东的存折、稿费与印章，更深度参与《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编辑注释工作，987条注释倾注了他无数心血。1956年中共八大，陈伯达起草的开幕词被毛泽东弃用，田家英通宵达旦重写，两千字文稿竟被34次掌声打断，其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警句流传至今。毛泽东曾坦诚地对代表们说：“这不是我写的，是我的秘书田家英，一个少壮派。”
田家英始终以“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自勉，他的文人风骨在工作中尽显无遗。1961年，响应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率队深入浙江农村，顶着压力如实反映“五风”对农村的破坏——农民每日仅能以稀粥混着野菜果腹，生产力严重衰退。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症结，建议中央制定人民公社条例，这份敢说真话的勇气，让毛泽东采纳了他的建议，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隐患。
真正将田家英推向深渊的，是上世纪60年代复杂的政治漩涡。1965年，江青提出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毛泽东让田家英发表意见，他却如实汇报“看不出剧本有什么阴谋”，拒绝附和江青。同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讨论马列著作学习问题，谈及对姚文元、戚本禹文章的评价，关锋整理纪要时纳入了这段内容。田家英认为该内容与会议议题无关，便将其删去，此举被关锋密报江青，扣上了“篡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罪名。
江青、陈伯达等人借此大做文章，不断向毛泽东进谗言。毛泽东对田家英的不满日渐加深，两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曾经无话不谈的君臣知己，渐渐陷入沉默的僵局。1966年5月，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田家英被列为审查对象。5月22日下午，王力等人来到他的住所，宣布将其停职反省，免去中办秘书室主任职务，由戚本禹接替，并当场清点收缴全部文件，勒令他搬出中南海。
一夜无眠，这位坚守了半生真理的文人，在绝望中写下遗书：“我是被冤枉的，我相信毛主席和组织会还我清白。”次日清晨，田家英在书房自缢身亡，年仅44岁。他的死，是中南海内高级干部在“文革”前夕非正常死亡的首例，如同一声凄厉的警钟，预示着风暴的来临。
田家英的悲剧，是文人风骨与动荡时代碰撞的必然结果。他一生坚守“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的信念，既不迎合权贵，也不盲从权威。庐山会议上，他同情彭德怀的遭遇；农村调查中，他为百姓疾苦直言；面对政治倾轧，他始终不肯低头。这份纯粹与刚直，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终究成了致命的软肋。
历史不会忘记田家英的贡献。他为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普及耗尽心力，为党和国家的文件起草鞠躬尽瘁，更用生命诠释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尊严。他的死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折射出那个年代无数正直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怀揣理想，却在时代的洪流中身不由己，最终成为政治风暴的牺牲品。
如今回望这段历史，田家英的故事依然令人动容。他用生命告诉我们，坚守真理或许需要付出沉重代价，但这份风骨永远值得铭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唯有正视过往的悲剧，守护知识分子的尊严与良知，才能避免重蹈覆辙。那个在中南海书房中逝去的身影，早已化作一盏明灯，照亮着后人追求真理、坚守本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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