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一个深夜，无锡的雨下得瓢泼如注，退休小学教师吴启瑞的家门被急促地敲响。当市委部长递来“毛主席要在上海见你”的通知时，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瞬间愣在原地，手中的茶杯簌簌发抖，反复呢喃“这怎么可能”。她只是个平凡的教书人，从未想过会被日理万机的毛主席记挂，更未曾料到，这场会面的根源，是一段埋藏了四十余年的师生情谊。
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1913年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彼时20岁的毛泽东，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考入该校，成为了知名数学教员王立庵的学生——而王立庵，正是吴启瑞的公公。年少的毛泽东文史天赋卓绝，下笔成文一气呵成，却对枯燥的数学毫无兴趣，上课时常偷偷研读其他书籍，偶尔还会缺席课程。学校数次因“学风不端”想将他开除，都是王立庵挺身而出极力担保：“这孩子胸怀大志向，眼光远超同龄人，不能用常规标准衡量。”
这份知遇之恩，毛泽东始终铭记于心。1915年暑假，王立庵特意将毛泽东接到家中，为他专门补习数学，让他在家中寄宿了一个多月。白日里，王立庵耐心讲解数理难题，褪去课堂上的严肃；夜晚时分，两人围坐灯下畅谈家国理想，从民生疾苦聊到民族未来。王立庵的包容与指引，如明灯照亮了毛泽东的少年之路，后来他多次提及，王立庵是自己“少年时代的大恩人”。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因资金短缺举步维艰，王立庵得知后二话不说，多方集资500银元鼎力相助，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深深烙印在毛泽东心中。
时光流转，战火纷飞中，王立庵的二儿子王人路与吴启瑞结为伴侣。婚后的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和睦，直到1948年，王人路突发脑溢血离世，留下吴启瑞与八个未成年的孩子，家庭的重担瞬间压垮了这位柔弱的教师。彼时吴启瑞在无锡师范附小任教，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九口，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1950年春天，三个孩子接种卡介苗后，因长期营养不良引发严重不良反应，急需高额治疗费，本就艰难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走投无路之际，吴启瑞想起了丈夫临终前的嘱托：“若有难处，去找毛大哥。”那个深夜，她点着煤油灯，颤抖着写下一封求助信，详细诉说了家中困境，提及公公王立庵与毛主席的师生情谊，恳请能让三个孩子进入苏南区干部子女班，减轻家庭负担。她深知毛主席日理万机，对此并未抱太大希望，只是想抓住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令她意外的是，仅仅过去两个月，7月19日便收到了回信。信封上是毛主席独有的毛体草书，字迹苍劲有力，信中一句“困难情形，甚为系念”，瞬间让吴启瑞热泪盈眶。毛主席在信中叮嘱她持信联系当地机关，并特意批示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酌情办理。凭着这封信，吴启瑞找到了陈丕显，虽未能进入干部子女班，但三个孩子被安排到她任教的学校免费就读，还获得了学期生活费补助，一家人总算熬过了最难的日子。
安稳日子没过几年，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来临，全国物资匮乏，粮食短缺成为常态。吴启瑞的小儿子王心支因营养不良患上重病，家里再次陷入绝境。而此时，远在上海的毛主席，却在视察期间偶然向陈丕显问及王立庵后人的情况。当得知吴启瑞独自拉扯八个孩子，生活窘迫且小儿子患病时，毛主席沉默了许久，当即决定：“我要见见她。”
接到通知的吴启瑞，带着忐忑与敬畏赶到上海。见面时，毛主席没有丝毫架子，像家中长辈般拉起她的手，细细询问八个孩子的近况。当得知大女儿已成家、二女儿承袭家风成为教师、三儿子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其他孩子或求学或工作时，毛主席欣慰地笑道：“立庵先生是教师，儿媳是教师，孙女也是教师，真是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啊。”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里，毛主席问得细致入微，从孩子的工作薪资到家中日常开销，句句皆是牵挂。
临别之际，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递给她，语气诚恳：“你一个人养大八个孩子，辛苦了，这是功臣啊，这点钱补贴家用。”吴启瑞连忙推辞，毛主席却坚持让她收下，还特意安排摄影师拍照留念，先是并肩而坐合影，又起身穿上外衣，站着再拍了一张，说要让她留个念想。
更让吴启瑞感动的是，这年12月，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又寄来1000元钱和一封信，信中仍惦记着她小儿子的病情，叮嘱她务必好好照顾孩子和自己。这笔钱及时救治了小儿子，也让这个家庭彻底走出困境，生活渐渐稳定下来。后来有人问起见毛主席时是否紧张，吴启瑞总说：“一开始慌得手足无措，但毛主席说话特别亲切，聊的都是家常琐事，掌心的温度特别实在，聊着聊着就不紧张了。”
岁月流转，那张合影始终挂在吴家堂屋的正中央，300元与1000元的资助早已花在孩子们的衣食治病上，但这份跨越半生的牵挂，却成为吴家几代人最珍贵的财富。毛主席铭记师恩、牵挂故人后代的温情，吴启瑞坚韧不拔、坚守家风的担当，交织成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它让我们看到，伟大领袖不仅有胸怀天下的格局，更有重情重义的柔软，而这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情，早已跨越时空，成为永不褪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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