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多数开国元勋们都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当然不是说从此解甲归田（当然也有，比如我们江西的甘祖昌将军，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也不是单纯的衣锦还乡，更多的是回来看看自己的家乡父老，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当然也可以顺便体察一下民情（比如刘少奇和彭德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回老家，均属这种情况）。
正好最近集中看了不少开国元勋的回忆录，其中不少人都写到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尽管公务繁忙，但是如果有条件，他们都愿意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走一走，看一看。
以下我就以开国少将罗通和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为例。
开国少将罗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五十一军副政治委员，部队驻防在湖北大冶。
罗通自从参加革命之后，已经离开家乡20多年了。这时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哥哥很快给他回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回家看看。
但是惦念老父，惦念家乡，惦念哥嫂之情的罗通，被忙碌的工作压住了，一时抽不开身。等到五十一军整编改造工作完成后，罗通到了武汉，很想念自己年事已高的父亲。
四野的首长谭政、陶铸等领导人很关心，负责干部工作的梁必业，按优待红军家属的原则，给了罗通300斤粮票(这种粮票当时是等值的实物券)、200块银元，给他作为路费和优抚费。
罗通拿了钱，就给父亲买了一件皮袄，还捎上一件他自己穿过的一件皮夹克，作为回乡的礼物。很快罗通便带着妻子徐贤华和他们已经半岁的大孩子汉明，乘一辆四野安排的吉普车，由鄂赣公路到南昌转赴吉安。
当时从吉安到罗通老家云楼乡（今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罗家村还没有通汽车，罗通的哥哥专门来县里接弟弟弟媳一家。
快要到家了，罗通哥哥这个非常忠厚诚实的人，才告诉弟弟罗通，说他们的父亲已去世5年了。罗通的心顿时凉了半截。问哥哥为什么在信里不告诉我呢?
哥哥很伤心地说：父亲临死的时候，特别想你，口里芬兴，芬兴，文贵，文贵，不停地长吁。他叮嘱，要我哥哥不要告诉我说他死了，他怕我听说他已死就不想回家了。他希望我能活着回家，能到他坟上去烧炷香，磕个头。
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与胡耀邦一样，都是是党内著名的“红小鬼”，陈丕显是福建上杭人，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他留下来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南方游击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丕显历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等职。
1959年春，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到华东局开会时，考虑到时任华东局领导的柯庆施还从未去过福建，便邀请柯庆施到福建去视察。
柯庆施虽然满口答应，却迟迟不肯动身。叶飞催了几次都未能成行。1960年春，叶飞又电请柯庆施南行。柯庆施看难以推却，就找到陈丕显商量，想请陈丕显代表他去福建看看。
柯庆施对陈丕显说：“叶飞同志请我去福建看看，我拖了将近一年未能去成，最近他又来电话请我，我实在脱不开身。你是华东局书记，又是福建人，我想请你去福建看看，一来可以为我代劳，二来你也可以回家看看。你看如何?”
未等陈丕显回话，柯庆施又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我看就这样吧。我给叶飞去个电话，就说你是代表我去的，代表华东局的。然后你再和叶飞商量具体时间。”
说完柯庆施又半开玩笑地说：“你多年未回老家了，这次回去可以‘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
自1937年坚持在南方的游击队组建新四军北上抗日之后，陈丕显已20多年未去福建了。说实在的，陈丕显还真想回去看看魂牵梦绕的家乡哩。特别是最近老家上杭县南阳公社副书记刘在春上次路经上海时，向他介绍了家乡的巨大变化。
就这样，在1960年4月下旬，陈丕显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约好，在福建邵武县会面。在邵武会面之后，叶飞因公务先回福州去了。
陈丕显则从邵武经三明、永安、连城去龙岩。回到阔别已久的福建家乡，一种亲切感便油然而生。过去战争岁月，戎马倥偬，无心欣赏什么湖光山色；不识它的真面目。
此番一看，才发觉“闽山苍苍、闽水泱泱”，家乡是这样的美！可是当陈丕显看到沿途群众的生活之后，这种喜悦感便悄然消失了。一路上，陈丕显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是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
可是一进人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陈丕显的心情很是沉重。当时真有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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