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6日清晨，沪宁线上空还飘着薄雾。安亭小站的检票口前，一个相貌斯文的中年男子刚跨出车厢，几名便衣一拥而上将他按住。男子愣了三秒，只低声嘀咕一句：“怎么会是你们？”抓捕命令上写得清楚——河下谷清，日本特务，潜伏八年。
这场收网行动的源头，是一封来自南京的亲笔信。落款“许世友”。字不多，只有一句话最醒目：此人非抓不可，速查速办。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看完，当即批转公安局，专案组由此成立。
时针倒回一年。1957年8月上旬，南京军区大院来了一位灰布军装的中年干部，名叫徐永卿。门岗通报后，许世友爽快答应见面：老胶东人，总归是自己人。傍晚，两人把酒对桌，灶间炖着野味，窗外蝉声不停。
“首长，我在上海碰见一个怪人。”徐永卿放下酒盅，眉头拧成一团。“要不是那张脸，我真以为看花眼。”许世友让他把细节捋一遍。徐永卿讲得干脆：虹口三角地菜市场，匆匆一瞥，认出昔日在济南铁路局同事——日本特务河下谷清。
徐永卿并非普通老兵。抗战初期他受党组织派遣，打入济南铁路系统搜集情报。那时，日伪绞杀地下党，特高课摞起文件堆也查不出个结果，便决定放长线。河下谷清就在这背景下空降，顶着“吉林出生、厌战青年”的假身份，一口东北腔，中文顺溜，连烟瘾都装得逼真。
几年里，河下谷清靠着“热心帮忙”混进中共小组，甚至成了所谓“中日青年反战联盟”的核心人物。地下党有人对他心存戒备，也有人被他的“良知”打动。1943年，徐永卿准备张贴反战标语时求助于他，结果落入陷阱，险些没命。押送途中，徐永卿凭少林拳硬是挣断绳索，跳车逃出，后来辗转到胶东参加八路。
战后，徐永卿先在鲁中南打游击，解放后调福建工厂当副厂长。1957年8月，他去上海水产学院办事，公交车摇晃到四川北路，下车换乘时那道背影闯入视线。多年噩梦翻上心头，汗毛直竖。他一路追进菜市场，却让对方钻进人海。
回南京后，这桩旧账越想越不对劲，于是有了那顿酒、有了那封信。许世友深知老牌特务的可怕：“确认？”“绝不会错！”徐永卿用力点头。第二天，他写了七页材料，许世友亲笔批注，加盖公章，挂号寄往上海。
柯庆施阅后，将任务交给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经验老到的侦查员吴一竹挑大梁。他先跑福建，把徐永卿的记忆掏了个底朝天；再飞回上海，在虹口布控四十余天，毫无所获。专案组气氛一度低迷，甚至怀疑认错人。
就在僵局最深时，一份劳改农场的旧档案解了渴。伪满特务朴汝春供出：河下谷清曾炫耀在上海有个浙江籍舞女妻子。线索虽模糊，总算有了突破口。专案组翻遍当年舞女登记薄，一口气拉出七百多名浙江籍女子，再沿着舞厅老板、旧识邻里逐户走访。人脸似、口音像，却次第被排除。
转机源自群众。一名铁路工人樊纯方写信到派出所，称在旧货市场看见一个修理电器的老板，样貌酷似河下谷清，但对方自称上海土著，名字叫“尤志远”。几日内，又有两封匿名信指向同一人，还提到此人曾逼迫印刷伪币。三份线索叠加，专案组果断布控。
蹲守第五天，目标买到去北方的车票。于是一幕开场——安亭车站，便衣合围。抓捕时，河下谷清极力否认。吴一竹递上旧照，对比无误；徐永卿随后进屋，一声低喝：“你认得我吗？”对方沉默，脊背明显一弓，嘴唇颤了半刻再无话。
审讯里，河下谷清坦承：1945年日本投降，他自觉难以向东京交差，干脆留沪潜伏。先后开钟表铺、电器铺，靠技术吃饭，顺带打听情报。1957年春，日本驻港情报线曾与他接触，答应提供经费，他踌躇未决。正准备北上投靠一家国营厂，以技术顾问为名再度伺机活动，不料半路被擒。
1958年底，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战争罪、间谍罪判处河下谷清无期徒刑。押解那天，他提出一个请求：“请给许将军捎句话，我服。”看守无语，只把他推上囚车。
二十年后，1977年秋，河下谷清因身体状况获特赦，遣返回国。回到东京，他继承亲族遗产，日子衣食无忧，却常在讲座自白侵华罪行，对旧日上司的复辟邀约全数拒绝。熟人问及原因，他说：“若无那封信，我早已走不出仇恨囚笼。”
一纸急电，一场追捕，一名老间谍的浮出水面，再次提醒了人们：战争虽终，暗影犹在；警觉若失，旧敌或悄然回潮。许世友的决断，替上海关上了一扇暗门，也为那些因潜伏而逝去的无名烈士，赢得迟到的告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