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4日上午10点，这个点儿在平时那是喝茶看报的时间，但在越南谅山省府大楼门口，这就是阎王爷点名的时候。
空气里全是烧焦的味道，那种令人作呕的硝烟味直往鼻孔里钻，零星的冷枪声就跟催命符似的，时不时从那个街角的废墟里响一声。
就在这离死神只有半步远的鬼地方，两个中国兵突然听到了一个简直是疯了的要求：“同志们，站起来！
站在台阶中间，把枪端好！”
喊这话的人手里没枪，死死攥着个海鸥相机，脸上黑得跟刚从煤堆里爬出来似的，只有那双眼睛亮得吓人。
这人叫李永安，55军的新闻干事。
说实话，当时的情况有多凶险，很多人根本想象不到。
谅山是打下来了，可到处都是残兵败将，省府大楼这种地标建筑，那就是敌军狙击手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这种没有任何掩护的开阔地站直了摆拍，跟直接告诉对面“往这儿打”没啥区别。
这时候敢站出来的，手里端的不是枪，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赌注。
但那两名战士，眼神交汇了一下，没废话，唰地一下就从掩体后面站了出来。
那一刻，他们就像两尊铁打的雕塑，死死钉在了台阶上。
李永安的手指头都在抖，不是怕，是激动，但他按快门的动作没有半秒犹豫。
咔嚓几声，这几张底片就把历史给定格了。
这就诞生了后来那张著名的《攻克谅山》。
我们要明白这张照片到底有多重要，就得把日历往回翻几天。
那时候南疆的战局，真的太胶着了。
2月份的时候，许世友将军在指挥所里盯着地图，估计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谅山这地方，是越南北部的交通枢纽，也是河内的最后一道防线，古人早就说过“下谅山而越王降”。
越军在那边吹牛皮，说构筑了什么“铜墙铁壁”，还叫嚣中国军队连奇穷河的边都摸不着。
那时候国际舆论也是乱成一锅粥，越南那边利用西方媒体疯狂造谣，今天说“中国军队遭受重创”，明天说“还在边境徘徊”。
在这种信息战的迷雾里，咱们太需要一个实锤了，一个能狠狠抽在造谣者脸上、让他们再也不敢吭声的铁证。
为了打破这个僵局，许世友那是把家底都掏出来了，这就是后来老兵们口中传说的“万炮轰谅山”。
3月1日大清早，广州军区一口气集结了19个炮兵营，246门大口径火炮，就用了短短30分钟，把9900多发炮弹砸进了谅山市区。
这哪是炮击啊，这分明是用钢铁做的扫帚，把地皮硬生生给刮了一层。
李永安当时就在最前线的山岩后面趴着。
这哥们儿也是个狠人，为了多带几个胶卷，他把牙刷、毛巾甚至干粮都给扔了，背包里除了相机胶卷，就剩一把防身的手枪。
炮火连天的时候，他的耳朵都被震聋了，内脏被冲击波搅得翻江倒海，但只要人还能动，他就探出头去抓拍。
因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镜头，就是另一种口径的重炮。
但这事儿光靠炸还不行，最难的是过那条奇穷河。
越军把这河吹成了不可逾越的“死亡线”，桥断了，对面全是碉堡。
3月4日的大反攻，那真是年轻战士用血肉铺出来的路。
李永安跟着突击队一起冲，在枪林弹雨里滚过桥头，眼看着战友倒下，又看着更多人红着眼冲上去。
当他终于踏上谅山省府大楼的废墟时，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几个画面：二战苏军攻克柏林国会大厦插旗，美军在硫磺岛竖旗。
一场仗打赢了，光占领地盘不行，还得有精神上的征服。
他必须得拍一张能载入史册的照片，告诉全世界：这地方，我们拿下了。
这就回到了开头那一幕。
在那几秒钟的生死时刻，战士们的配合和李永安的决断，凑成了一次完美的“绝杀”。
照片洗出来一看，背景是千疮百孔的越南省府大楼，前面是两名威风凛凛的中国士兵，脸上没有那种狂欢的表情，只有冷峻和威严。
这种无声的压迫感，比喊什么口号都管用。
底片是被特勤组用最高优先级送回后方的，新华社那是连夜发稿。
照片顺着电波传遍全世界，之前还在广播里喊“谅山未失”的越南人，瞬间哑火了。
西方媒体一看这照片，也只能捏着鼻子承认：中国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谅山，通往河内的大门，实际上已经敞开了。
更有意思的是这张照片发布的时间点，简直是神来之笔。
照片3月4日拍的，3月5日中国政府就发声明了：宣布对越自卫还击战达到预期目的，撤军！
大家品品这个节奏：先把证据甩你脸上证明我打下来了，然后转身就走，这就是大国的自信：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这张照片，成了中国宣布撤军最完美的注脚。
它证明了我们不是打不进去，而是为了教训你才打的这一仗。
这波操作，直接把心理战的等级拉满了。
后来，许世友司令员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这位脾气火爆的上将猛地一拍桌子，说了句大实话：“拍得好！
这就是我们要的气势！
给这个记者记一等功！”
李永安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完成了一个记者的本能。
但这张黑白照片，就像一颗射向敌人心脏的子弹，穿透了所有谎言的迷雾。
直到今天，我们看这张照片，还能感觉到那个年代中国军人骨子里的那股硬气。
1979年的那场边境战争结束后，李永安继续他的摄影生涯，后来还出版了不少摄影集，但这一张《攻克谅山》，始终是他军事摄影生涯里最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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