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北京的梧桐叶刚刚转黄，抚顺市政公司党委书记毛万才收到一封来自中南海的电报：若身体允许，请即刻来京。电报极短，他却读了许久，因为电报的落款不是别人，正是“三哥”。这个称呼他从不在人前提，连夫人庞淑宜也只在自家小屋轻声叫过。
时钟拨回到1916年6月，韶山冲一声脆亮的啼哭宣告了毛家的第十个孩子降生。老一辈说，最小的儿子往往要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可命运显然另有安排。9岁那年，小泽青跟着乡亲扛起儿童团的旗帜；15岁时，依照母亲的意思，他与8岁的庞淑宜结成童养媳。穷孩子的婚姻少有浪漫，但少年人的善良能抚平艰难，那双大手总是抢着干脏活重活，让小媳妇免了茧疤。
家里篝火摇曳，母亲常提起“三伢子”：这孩子读书聪明，见谁苦就帮谁。母亲絮叨得多，小泽青记得牢。1937年夏夜，山风夹着战火的味道，他毅然离家奔赴延安，口口声声说去外地做生意，实际上是一头扎进了抗大。
“干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深夜窑洞里，兄长语气缓慢却清晰。毛泽青点头，声音闷闷：“三哥放心，我若存贪念，枪栓锈死。”那晚除了一句对话，更多的是沉默，兄弟俩借着昏黄的油灯，为牺牲的家人各自擦去泪痕。
延安岁月紧张又新鲜。白天，他搬运纸张、学算盘；晚上，把《论持久战》抄了又抄。1938年春，他正式入党，化名“毛万才”，隔三岔五往西安倒腾货物，赚来的银元成箱送回边区。炮火袭来，他被震破耳膜，左耳从此只剩嗡鸣。有人笑他命苦，他却摆摆手：“留半只耳朵也够听命令。”
抗战结束，部队调他在晋绥、华北多个供给处任职。信件难得，写来的永远是几句话：学习、工作、保重。每逢夜深，他在煤油灯下默背“三哥”的叮嘱，字少却重。
1949年8月，一位解放军通信员把湘潭老家的消息带到前线：家乡解放了。毛万才心里一热，给庞淑宜回了第一封信，只写了两件事——革命即将胜利，快来长沙城外相见。两人重逢时，庞淑宜哭得厉害，他一句“革命没完”堵住了她所有委屈。
1951年，他升任佳木斯军需股长。东北的冬天冷到裂口，可每逢搬粮，他第一个跳进仓库。有人劝他别争那口气，他笑道：“手脚不动，脑子也迟钝。”那年军需仓库考评，他带的班组损耗率最低，战士们悄悄在墙上写下“毛股长猛得很”。
1953年秋，佳木斯小站来了一封汇款单和短短四字：努力学习。兵们一看寄件人，愣了半晌。毛万才把信折好，放进军装内袋，自此再没拿给谁看。
精简整编很快开始。1954年，他脱下军装，调到阜新发电厂财务科。离开部队那天，下了一场冷雨，他踩着泥水走进厂区宿舍，握住妻子的手说：“咱们换岗不换心。”同年深秋，一位同事要借算盘，误开了他的抽屉，惊见一张泛黄合影：最中间那位正是全国人民都熟悉的领袖。
“这……照片是真的吗？”同事声音颤了。毛万才低声：“是家相册，别往外说。”同事愣在原地，只听到一句再三重申——“请替我保密。”
厂里消息毕竟难捂，零星的猜测像炉火旁飞出的火星，偶尔蹦一下，却被他一句“没影的事”压下去。有人劝他写信求调北京，“亲兄难拒，总比在厂里抄账本强。”他拍桌站起：“不改名，不走后门！”罕见的怒气让劝说者闭了嘴。
1956年，他调赴沈阳，又很快被派到抚顺市政公司做党委书记。那间60平米的小楼房成了全家落脚处，门口种两株丁香，屋里一张桌子、一架算盘。每到晚上，庞淑宜就教孩子识字：“读书，别给你们爸爸抹黑。”
1958年8月，毛主席视察抚顺。市委电话通知毛万才“明早来机关”。恰好那晚小女儿发烧抽风，夫妻俩守到天亮，不得不往医院跑。等抱着退烧的孩子回家，才知道“三哥”已登车离开。庞淑宜一坐下就掉泪，他沉默很久，只说一句：“缘分欠一面，也得先把娃救好。”
此后的岁月里，合影依旧锁在抽屉最底层，偶尔擦拭，也只是夫妻俩对视一笑。外人问起身世，他习惯挥手：“老百姓的事，哪来那些讲究？”
1974年那封电报，他终究没能兑现赴京的愿望。数日后，电报员再次敲门，带来新的口信：领导身体有恙，暂不接见。那一刻，偌大的屋子静得只剩挂钟嘀嗒。庞淑宜握住丈夫的手，轻声却笃定：“三哥要紧张，全国更要紧。”
合上电报，他把那张老合影取出，折成邮票大小，放进笔记本夹层。抽屉锁好，钥匙轻响，他自言自语：“秘密，就让它安稳陪着我干完本职，再说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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