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南京保密局的看守所,冷得像个冰窖。

吴敬中缩在阴冷的囚室角落里,没等到《潜伏》大结局里那张飞往台湾的机票,更别提什么“海峡计划”的宏图大业了。

此时此刻,等着他的只有冰凉的手铐,还有那一轮接着一轮、没完没了的审讯。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做着左右逢源的美梦,以为凭着自己多年在官场练就的那些“太极拳”,哪怕天变了也能全身而退。

可这会儿他才明白,自己这只“蝙蝠”,终究是飞不出那张看不见的大网。

这一切的倒霉运,其实早在两年前那个雨夜,戴笠乘坐的飞机一头撞上岱山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那是1946年3月17日。

消息传来的那天,军统局内部简直像炸开了锅。

按理说,像吴敬中这种手里握着不少贪污把柄、在天津还没少发“接收财”的地方大员,听到戴笠这个“紧箍咒”没了,应该高兴得开香槟才对。

连沈醉在回忆录里都写得明明白白,那几天南京、上海的特务头子们心里乐开了花,终于没人逼着他们交出抢来的日伪财产了。

可吴敬中没有笑。

他不但没笑,反而如丧考妣,整个人吓得要死。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戴笠一死,他这只“蝙蝠”,就真的没地儿落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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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读懂吴敬中的恐惧,得先看懂国民党特务圈里的“动物世界”。

在这个残酷的丛林里,派系斗争从来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

那会儿的军统,主要分两大帮派:一派是以戴笠、毛人凤为首的“江山帮”(浙江派),另一派就是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帮”。

这两派斗到什么程度?

从穿衣服都能看出来。

郑介民是海南文昌人,当年的海南还归广东管。

他是黄埔二期生,早在1943年就混到了陆军少将,1944年更是升任军令部第二厅的中将厅长。

这人长得又黑又壮,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穿着一身笔挺的、挂满勋章的军服在局里晃荡。

这身皮穿在身上是威风,可看在戴笠眼里,那就是“恶心”。

戴笠直到1945年才勉强混个陆军少将,平时最恨手下穿军装摆谱。

郑介民这么干,就是明摆着告诉戴笠:在铨叙军衔上,我是长官,你是下属。

如果把戴笠和毛人凤比作凶猛的走兽,那郑介民就是高飞的飞禽。

两派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恨不得把对方生吞活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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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禽兽相争的夹缝中,吴敬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就是那只蝙蝠。

吴敬中跟郑介民的关系,本来该是铁板钉钉的“自己人”。

两人不光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早年郑介民当中苏情报所所长的时候,吴敬中就是他的总务科长。

这种既有同窗情分,又有上下级提携的交情,在官场上本来是最硬的靠山。

要是吴敬中老老实实跟着郑介民混,戴笠死后,郑介民接了局长的位子,他吴敬中怎么着也能混个“国防部”二厅副厅长当当。

坏就坏在,这只“蝙蝠”心野了。

在当科长那会儿,吴敬中看出了戴笠的势头更猛,于是毫不犹豫地背叛了老同学郑介民,主动向戴笠投诚。

他在戴笠的私宅“漱庐”吃了一顿拜师饭,纳了投名状,一转身就被戴笠提拔成了军统局东北区区长,后来又调任西北区区长、天津站站长。

这种封疆大吏的肥缺,只有戴笠有点头权,绝不是郑介民的意思。

吴敬中以为自己选对了明主,成了“走兽”一族。

他在戴笠的庇护下,跟戴笠的嫡系沈醉称兄道弟,成了所谓的“江山帮”外围成员。

他以为只要抱紧了大腿就能飞黄腾达,却不知道这正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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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算不如天算,1946年那一声巨响,把吴敬中的如意算盘砸得粉碎。

戴笠死了,靠山塌了。

接替戴笠执掌大权的,偏偏就是被吴敬中背叛过的老同学——郑介民。

这情形简直就跟小学课本里的故事一模一样:凤凰过寿,百鸟朝贺,蝙蝠不去,说自己有脚是兽;麒麟过寿,百兽朝贺,蝙蝠又不去,说自己有翅膀是禽。

等到禽兽双方停战会面,一聊起蝙蝠,双方都恨得牙痒痒。

这会儿的吴敬中,就是那只尴尬的蝙蝠。

作为“广东帮”的老大,郑介民怎么可能给这个叛徒好果子吃?

曾经的提携之恩被背叛,如今大权在握,不新账旧账一起算就不错了。

吴敬中贪污的那点破事儿,只要郑介民想查,随时能让他把牢底坐穿。

更让人绝望的是,即便吴敬中想回头再去抱“江山帮”的大腿,也已经晚了。

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虽然表面上看着像个笑面虎,实际上心狠手辣远超戴笠。

毛人凤这辈子最恨的,恰恰就是两面三刀的叛徒。

沈醉在回忆录里记录过毛人凤的手段:在大陆解放前夕,大批特务撤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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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曾经背叛过军统、或者立场不坚定的“老叛徒”,哭着喊着甚至下跪求一张机票,毛人凤就是不给。

毛人凤冷笑着对手下说:“这种人留下来,让共产党收拾他们。”

那些替军统卖命一辈子的人,最后连家里的老妈子都送走了,自己却被像垃圾一样丢在机场,眼巴巴地等着当俘虏。

这就是吴敬中面临的死局。

在郑介民眼里,他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在毛人凤眼里,他是唯利是图的叛徒。

飞禽不收,走兽不留,这天地之大,竟然没他容身的地方。

所以,电视剧里吴敬中在飞机上对余则成说的那番话,其实是在掩饰内心的极度恐惧。

他在天津站疯狂敛财,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在最后的审判到来前,给自己攒一点保命的买路钱。

历史的真相,远比电视剧残酷得多。

1948年,吴敬中刚到南京,就被毛人凤下令逮捕。

没有什么“海峡计划”,也没有什么生意可做,直接关进大牢。

这一关,就是整整一年。

郑介民作为当时的国防部次长,名义上管着保密局,但他对这位老同学的遭遇不闻不问,完全就在那儿冷眼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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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救了吴敬中一命的,居然是蒋经国。

吴敬中的儿子跟蒋经国是莫斯科的同学,这层关系成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这位“建丰同志”的出面担保下,吴敬中才被开除军籍,捡回一条命,灰溜溜地去了香港做生意。

1950年代的香港街头,偶尔能看到一个发福的老人望着北方发呆。

谁能想到,这个落魄的商人,曾经是呼风唤雨的天津站站长?

他用半生钻营演绎了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蝙蝠总以为自己比鸟飞得快,比兽跑得远。

殊不知,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对不伦不类的翅膀,不仅飞不高,反而成了最显眼的靶子。

在这个世界上,左右逢源的终点,往往是左右为难;两头下注的结局,通常是一无所有。

这也正是历史给所有投机者,最响亮的一记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