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笔者介绍过真正的和☜。当时还有了不起的吴石将军等人，可以说当时如果一鼓作气，确实可能会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但是非常可惜，功亏一篑。
在1950年初，我们人民解放军准备打过海的时候，蔡孝乾被捕叛变了。可以说这个人很关键，他出了问题就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推就全倒了。他是台湾彰化人，1926年加入中共，参加过长征，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是党内资深的台籍干部。大家注意，他在的这个岗位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人看起来真的是有资格履历也够，1928年的时候就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任那里面的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1932年潜入江西省的中央苏区1934年跟随红军长征，是唯一完成长征的台湾籍党员，而且他还长期负责对日宣传和情报工作，后来是因为为了安全才给调走的。
军统的活阎王谷正文在评论蔡孝乾时写了一些东西，其中说，“一个人说话是不是诚恳,从他的双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而蔡孝乾被捕后的最初几天,应讯虽然大方,但是眼神却闪烁不定,所说的内容大抵不着边际,这点,我暂时不与他计较。从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质生活,这种人,如果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另外谷正文在评价台共失败原因时说:“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品质,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根据军统大特务谷正文的评价，台共被他审讯的人之中，蔡的人品最烂，他认为这是不是因为长征吃了太多苦，所以回到了一个优越一些的环境，一下就开始腐化了呢？但是别的干部也在长征吃了很多苦啊，也不是有好条件之后马上就变坏了。在前面的章节当中介绍过的刘光典同志在台湾潜伏期间过了两年类似野人的生活，吃了千万种苦，信仰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其他被捕的难友们也都指责蔡，例如私吞1万美金以上的经费、勾引未成年的小姨子和经常出入各种高级饭店，也就是说生活极其腐化。看来当时让他负责台共确实是个大隐患。所以大家想到了前面的顾顺章、白鑫、向忠发等等例子，都是这样腐化堕落的。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过去日本占据了台湾，早期台湾的共产党是属于日共的一个分支机构，在1933年后日本的共产党被军国主义政府打击得七七八八，可以说被摧残得差不多了。台湾这个分支机构还在，所以是由中国共产党帮助他们在台湾省重新建立起来开展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台湾光复了。这就并入了我们的党组织，作为台湾省的省一级的组织。刚才说了，蔡资格很老，参加过长征，是长征路上唯一的台共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负责过对日的工作，后来为了保护这些干部，又调回到延安去了。看着他这份红透了的履历，大家都相信他，可是居然他叛变了。所以当时组织上确实以为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人。而且那个时候台共也确实是盲目乐观了，以为马上就可以一切都打赢了。这也是忽略了敌人的残忍和狡猾的程度。姓蔡的1946年奉命返回台湾，之后重建中共台湾省工委。所以到1949年的时候发展了将近2000人的党员，还有外围群众超5万，所以进步人士还是很多的，他们构建了覆盖全岛的地下网络，就被人确实是认为久经考验。但是他掌权之后生活很奢靡，利用经费购置了豪宅，出入台北波丽露西餐厅和高级舞厅，最令人不齿的是引诱未成年的小姨子姘居。也就是说还是栽在了这些口腹之欲和酒色财气上。例如1950年1月29日被捕之后短暂的逃出去了，但是他试图为情妇申请出境证，又暴露了与吴石的间接的联系。而且还因为他自己，就是因为嘴馋他想上街去找牛排吃，所以又被抓获了。
因为他的位置太重要了，所以他一叛变就摧毁了千人以上的组织，他供出了核心的名单，1950年2月。就因为给他买水饺，买牛排，然后答应他继续和情妇同居，他就彻底叛变了。他们上舞厅饭店的经费都是两岸的同志们千辛万苦攒下来的，是从别人的嘴里省出来的，全变成他们的美酒和牛排了。而且他还用刀回报同志们……他生活的奢侈腐化有这么多的细节，随便挪用经费，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为了买西装皮鞋，吃好的。彻底背离了革命者的清贫本色。所以特务们就用了心理弱点，利用他对物质享受的渴望给他买牛排吃，就逐步瓦解他的信仰。所以请大家再想想朱枫和刘光典这样的人，这一比较就知道了，什么叫坚定，什么叫骨头硬……在这之前他也是掌握着台湾共产党的很多经费和资源，但是国民党在劝降的时候，办了舞厅的卡、给他金条，他马上就把吴石这些人都给说出去了。朱枫同志被捕的时间比蔡第二次被捕的时间要早一点。这个是因为她的身份已经先暴露了。就是敌人确实已经先盯上了，抓一下试试。就是因为姓蔡的全面供述，结果就彻底性进行清剿了。敌人也是全天无休，他们在1950年2月18日，就是大年初二的时候把朱枫给抓住了。过了几天， 蔡孝乾再次被捕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那样有了美食、金条和自由的诱惑就把知道的全给说了。
被他招供牵连的人非常多。例如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传递过核心军事情报、还有朱枫是华东局特派员、还有国防部第二天少将参谋陈宝仓、吴石的副官聂曦……他们被抓了之后，有很严重的连锁反应。因为深知底细的人叛变了，其他人掩盖都没用，所以完整的证据链就形成了。这不仅是一个组织的毁灭性打击，也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
当时1800多人被捕，1100多人被处决，其中多数都是基层骨干和知识分子，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彻底瓦解了，当时的那个白色恐怖就可以说残酷程度比1927年的4月12日有过之无不及。☜
比如笔者之前介绍过的李友邦先生也是在白色恐怖时期牺牲的，他确实还没有这么做，就已经被扣上了通共的帽子。包括他的妻子也服刑时间非常长。
原本决定接应解放军登陆台湾的潜伏网络被连根拔掉了，金门战役之后本来可以争取的统一时间窗口彻底丧失了。在这之后，国民党政府借机扩大白色恐怖。仍然是那个老作风，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1950年代，台湾有超过2000人被处决，1.6万人以上遭了监禁。台湾省社会陷入长期的恐惧。在这之后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海，所以我们只好开始保家卫国的正义的抗美援朝，所以这个两岸统一的进程就可以说被冻结起来了，由于历史的因素只能先搁置。这么一看，由于某个人的叛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的危害是极大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我党在台湾地下党建设过程当中，过度依赖个人关系网，缺乏单线联系和隔离机制，也就是太相信某些人了。所以一个人叛变就全盘崩溃了。也就是在客观上说当时他单独在台湾待了几年，他手里的权力有点过于膨胀，集权过度了，而且缺乏汇报。另外光发展组织缺乏审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另外他虽然革命资格老，但是当年也是利己分子，也就是说有着投机主义的倾向，所以还不如那些新党员信仰坚定，他就是见到好处就跑了。例如说被捕的时候，他身上还有金条作为盘缠，还有8张舞厅的消费卡。这么一个腐化的人，他的叛变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对方也知道，叛徒如果收到更高级的价码，他还不一定会出卖谁呢，所以再后来给了一个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的闲得没事儿干的身份，就仅仅给了一个少将军衔，就是1956年任台湾当局防务部门所谓“情报部”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然后严密监视他的生活，基本上就是等于让他赋闲，在家养他到死。他名义上的工作是从事匪情研究，这个匪字儿大家都知道是骂谁。其实后来国民党就发现了，这一点用都没有了，因为他们在岛上开始总结自己的教训，甚至还学着搞土改，仍然没有成功。至于蔡孝乾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后来确实是和他的小姨子又再婚了，就过着那种整天闲晃的日子。到了晚年精神上也是萎靡不振的，其他的官员还有些同学同乡，有来看的访客，他属于人都懒得搭理。1982年他在台北蹬了腿。终年74岁。他的葬礼很冷清，只有三名亲友到场。活到老他是占了便宜，因为他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审判，没有遭到我们的清算。是因为当时我们顾不上他了。其实早在他招供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先死了，活下来的是一具尸体。他的名字成为我们隐秘战线的历史上最沉痛的叛徒代名词。客观说，他的叛变不仅是他个人的丧失理想信念，道德沦丧，不仅是他个人生活腐化堕落的后果，这个也确实是，当时台湾的地下组织信息封闭，而且过于乐观，在工作上出现了失误，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以说蔡孝乾不是唯一的问题，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对我们的战略是个很大的挫败。说他罪该万死，一点都不过分。在这之后，也开始强化《狱中八条》这样的制度重建。（“狱中八条”出自《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第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第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第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第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第五，切勿轻视敌人；第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第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第八，惩办叛徒特务。”）
之后加强推行“单线联系、身份隔离，定期审查”等等制度。以前对于台工委这样的东西确实做得不够严。事实上在很多地方都有一种规定，就是如果地下党员受到了抓捕，他一定会遭到刑讯。大多数人肯定是会坚贞不屈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有一种情况就是敌人污蔑我们，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也就是他们会胡说，说某人已经叛变了，然后登出报纸，这是为了瓦解我们的意志。知道有些人已经被抓了以后，他们的联络方式上下线、和以前沟通的暗语就会换掉不能再用，就是默认他们已经说了。就算他不说，打到神志不清的时候，抓住手摁个手印这种事情，敌人也是会干的。
到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台湾省当局仍然追认蔡孝乾为所谓烈士。这也引发了两岸有良知的学术研究者严厉批评，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面对他欠下的血债，他影响的祖国统一的进程，他的罪恶用什么形容词都不为过，所以确实是罪该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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