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除夕,对于那几位曾坐镇保密局天津站的一把手来说,这日子的滋味简直就是个巨大的黑色幽默。

这一天,最后接手这摊烂摊子的那位,还有倒数第二任那位,都在吃牢饭。

这两位少将级别的特工头子,虽说手里捧的都是看守所发的铁饭碗,可中间隔着三千四百里的地界——一个蹲在天津的大牢里,另一个被关在台北的号子里。

提起这俩人,看过电视剧《潜伏》的朋友,脑海里第一时间蹦出来的名字准是吴敬中和李涯。

但在真正的历史档案里,他们叫吴景中和李俊才。

更有意思的是,现实中这俩人的结局,比编剧笔下的故事还要耐琢磨。

这不光是两个人命运的反差,更像是一盘关于“怎么止损”的生死棋局。

先看看那个接盘侠李俊才。

在荧幕上,李涯是为了党国不想活的死忠粉,最后被人抱着一块儿跳楼了。

但在1949年的天津,现实里的李俊才面对的是一道要命的算术题。

那会儿吴景中早就抹油溜之大吉,把“黄雀计划”这个烫手山芋甩给了李俊才。

按照上头的剧本,李俊才得潜伏下来,领着留下的四个小组搞破坏、搞暗杀,配合那个压根没影的“反攻”。

李俊才攥着这个剧本,心里却把账算得门儿清。

眼瞅着兵败如山倒,这时候去搞什么“黄雀计划”,投入产出比是多少?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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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负数——把命填进去,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这事儿无关忠诚,纯粹是智商测试。

李俊才显然脑子没进水。

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国民党特务圈子里极其罕见的决定:割肉止损。

他没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死磕到底,而是领着四个装备了全套美式电台和武器的“黄雀小组”,排着队走进了天津军管会的大门。

投诚,自首,交枪,交人。

这步棋让他进了看守所,但也让大伙儿的脑袋都留在了脖子上。

就在李俊才在天津的监舍里啃窝头的时候,他的老上司吴景中,日子过得看似“洋气”,其实也是一地鸡毛。

吴景中没留在大陆,可也没能像他想的那样去搞什么“海峡计划”。

脚刚沾上南京的地皮,就被毛人凤给扣了。

毛人凤的理由简单粗暴,还要命:你是天津站长,天津丢了,你就是失职。

紧接着,吴景中被押到了台湾,直接扔进大牢,等着他的很可能是吃枪子儿。

这就弄出了一个特别荒唐的画面:1950年的除夕夜,原本是上下级的两个人,因为走了不同的路,最后殊途同归,都在高墙电网里听着墙外的鞭炮响。

可吴景中这笔账,算的不是“止损”,而是“圈子”。

他在号子里能不能喝上红酒,不看毛人凤的脸色,得看他那帮老同学给不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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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中的底牌硬得很。

人家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的,这学历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就是块金字招牌。

他当年的同班同学里,有个名字叫蒋经国。

除了小蒋,当时的“国防部次长”郑介民、保密局香港站站长谢力公、澳门站站长程一鸣,全是一个班出来的。

这就像一张铺开的大网,吴景中虽然蹲在局子里,但他心里有底,这张网能兜住他。

结果正如他所料,这笔人情投资的回报率高得吓人。

在里面蹲了一年多,蒋经国出面作保。

吴景中不光全须全尾地出来了,还免了一切职务,摇身一变去了香港,成了个倒腾房地产的大老板。

从阶下囚到香港富商,吴景中用的不是特工那套,而是混圈子的本事。

他在淮海战场被俘后,跟其他高级战犯一块儿被关在山东潍坊。

他们这帮人被编成一个高级组,住在一个大地主家的院子里。

虽说出不了大门,但在院里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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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那天,大伙儿凑份子买菜做饭。

十几个人围成一圈,甚至还搞到了酒。

这种“优待”,其实是新政权摆出的一种姿态。

过完这个还算不错的年后,周总理在名单上看见了他的名字,特意派萧劲光把他接到了北京功德林。

管教让他写悔过书,这是特赦的第一级台阶。

脖子一梗,坚决不写。

他的逻辑是:我一直干的是对日谍报,内战时候也就是个参谋,没干伤天害理的事,而且在淮海战场还保过七个武工队员,凭啥让我认罪?

这话说得挺硬气,可代价太大了。

因为死活不认错,他错过了每一趟特赦的班车,一直熬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被放出来。

为了这口气,他多蹲了二十多年的大牢。

再看沈醉,他在1950年的除夕,过得比谁都舒坦。

沈醉在回忆录里说得直白:“我那会儿手头真不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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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咋还不缺钱?

因为他当特务头子那会儿,给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帮过忙。

这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等他落难了,那些资本家没落井下石,反倒经常给他送钱送物。

在狱中,沈醉甚至能支使看守去买东西、送信。

这种“惬意”的牢狱生活,全靠他当年懂得“留后路”。

时间轴拉到1966年,当初这些决定的“利滚利”开始显现了。

李俊才因为当年主动投诚,改造积极,在1966年第六批特赦后,回了老家。

先当小学副校长,后来又当校长、政协委员。

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每逢过年,学生们成帮结伙地来给他拜年。

对于一个半辈子在刀尖上舔血的特工来说,这种满屋子孩子笑声的晚年,大概就是所谓的“修成正果”。

那吴景中呢?

他在香港的迷雾里没了踪影。

有人传香港好些楼盘是他盖的,也有人说他其实还在帮小蒋和郑介民搞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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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论咋样,当李俊才拿着退休金安安稳稳当“副校长”的时候,吴景中虽说可能喝着高档红酒,却再也不敢轻易信谁,更别提找老部下叙旧了。

回头看1950年的那个除夕,这四个人的命数其实早就埋好了引线。

历史从来不玩虚的。

所有的结局,都是当初那个决定的回响。

他们后来的人生,指不定是啥样。

可惜历史没如果,只有结果。

而这些结果,在1950年那顿未必能喝上红酒的年夜饭里,其实就已经定格了。

信息来源:

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关于国民党特赦战犯的专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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