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北京的春风还带着些许寒意。
他是最后一批走出高墙的战犯，这也就意味着，为了这一刻，他整整熬了26个年头。
谁能想到，在这个被称作“功德林”的战犯管理所里，这个阶下囚竟然还握有一份特殊的“权力”？
他不光参与制定了监狱的管理规定，甚至还掌管着几百个国民党将军的“话语权”。
这事儿听着新鲜吧？
一切还得从墙上那张不起眼的油印报纸说起。
提起电视剧《特赦1959》，大家伙儿肯定对里头那个顽固派“刘安国”印象深刻。
在戏里，这人跟王英光所长斗智斗勇，那是相当有戏。
可您要是去翻翻真实的特赦名单，把眼睛瞪大了也找不着“刘安国”这三个字。
这人去哪了？
剧里王所长有句台词特扎心：“他一九二六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党史上的事，他知道的比我们清楚。”
这话还真不是编剧瞎编的，而是实打实的历史。
要是没有后来那场变故，谁知道历史会怎么写？
可惜啊，命运这东西最爱捉弄人，一次被捕，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岭。
结果呢？
人没找着，盘缠花光了，最后被戴笠一忽悠，进了军统。
在程潜、张治中这些大佬的运作下，通缉令是撤了，可他也摇身一变，从革命者成了军统的高级特务。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电视剧里，他咬死了不认“叛徒”这两个字——在他心里，他觉得自己既没出卖组织也没出卖同志，顶多算是在失联状态下“换了个山头”。
可历史哪听得进这些个人辩解？
他不光跟黄埔四期的老同学林伟俦在铁窗下重逢，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儿居然找到了一块新的“阵地”。
这个阵地，就是《新生园地》。
说白了，这就一张墙报。
这八个人凑一块儿，那简直就是功德林里的“舆论核心”。
毕竟这是战犯们展示改造表现的窗口，几百双眼睛盯着那点版面，竞争那是相当惨烈。
在这场笔杆子的较量中，连大特务沈醉都碰了一鼻子灰。
按理说，沈醉这人挺有才情，写回忆录是一把好手，改造也积极，可偏偏在《新生园地》的编审名单里，就是找不着他的名字。
气得他在日记里酸溜溜地写：“我诗兴大发，口占一绝，但这只能写在日记本上。”
为什么沈醉上不了墙？
您可能不信，许多管理战犯的规章制度，实际上都是他参与起草的。
他在自传里特得意地回忆：“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规定贴出来，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条。”
他甚至跟后来的所长姚伦处成了朋友，两人后来还一块儿给电影《决战之后》当顾问。
真正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那个负责“批评表扬专栏”的徐远举。
徐远举是谁？
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绰号“猛子”，那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杀人如麻。
原来，徐远举这人身体不好，几次重病都被政府派医生从鬼门关硬生生拉了回来。
他虽然脾气臭，但心不坏，对共产党是真感激，认罪态度好得没话说。
于是，这个昔日的“大特务”就把他在军统抓人的那股狠劲儿，全用在了抓纪律上。
谁要是扯皮打架、分菜不匀、浪费公物，徐远举那双豹头环眼立马就瞪过来。
他写批评稿那是从来不打草稿，词儿用得贼狠，一点面子不给，搞得狱友们见了他都得绕道走。
这场景是不是特别讽刺？
一个前军统特务，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居然成了最铁面无私的纪律委员。
他以为自己是在维护正义，却不知道这种火爆脾气最终还是害了他。
徐远举没能熬到1975年，最后还是病死在了高墙里头。
看着外面的花花世界，他大概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回过头再看，《新生园地》上的墨迹早就干透了。
那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们，有的在墙报上指点江山，有的在角落里暗自神伤。
那不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却是最真实的一段日子。
至于沈醉为什么连个专栏都没捞着？
也许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连写诗都需要一种特定的“资格”。
这种资格，不仅仅关乎才华，更关乎一个人如何彻底地打碎过去，再重塑一个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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