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抚顺战犯管理所。
那张特赦通知书拿到手里，轻飘飘的，可分量却重得吓人。
漫长的改造岁月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这份最后的名单里，有十个名字透着一股子浓重的血腥味——他们是军统留下的最后几颗獠牙。
有人就要问了，这几个手里沾满鲜血的少将特务，凭什么能活到最后？
要知道在21年前，他们当中的好几个，差点就成了枪下亡魂。
要把时间往前推到1954年初，一份加急报告摆在了公安部领导的案头。
西南那边急了，说重庆关着的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这三个人，杀人太多，老百姓恨得牙痒痒，强烈要求镇压。
这时候，沈醉、宋希濂这帮人早就在北京功德林开始改造了，唯独这几个“刺头”被死死扣在重庆。
这不是疏忽，而是特意的安排。
宋希濂去得早是优待，沈醉去得晚，是因为留在重庆反倒暂时没了性命之忧。
一年后，沈醉也踏上了北上的路途。
到了1957年国庆节后，干部通知沈醉：“上级决定把你们转到北京，一两天内动身。”
沈醉跟孙渡、孔庆桂几个挤在客舱里逆流而上，再转火车。
到了北京头一天早饭后，沈醉就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咆哮声。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那高大的嗓门，一听就知道是比我早来几个月的王陵基。”
虽然大家都到了北京，可结局完全不一样。
沈醉因为改造积极，1960年就重获自由了。
而他那十位“老同事”，却要在高墙内硬生生熬到1975年。
在聊这十个人之前，怎么也绕不开一个特殊的“插曲”——康泽。
他在管理所里最恨别人叫他“大特务”，有一次被狱友喊急了，操起板砖就砸，事后还找所长理论：“我是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是正规军事干部！”
王英光所长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康泽这是在避祸。
事实证明，康泽怕得有道理。
从1959年到1966年，前六批特赦人员中，只有康泽在后来的那场风暴中被“收拾”过。
原因很简单，沈醉揭了他的老底。
当年康泽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别动队成员被抓，他竟然剖开被俘红军的胸膛，取出心肝祭奠部下。
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让他根本躲不过去。
相比之下，提前特赦对康泽未必是福，反倒是那最后留下的十个人，虽然把牢底坐穿了，却躲过了外面的惊涛骇浪。
目光回到1975年，这十名少将特务中，谁最该杀？
黄康永或许是最“冤”的一个。
他本来都逃出大陆了，连李肖白、杨继荣都不敢去台湾，他却不知为何折返，进了战犯管理所。
他在长沙期间支持和平起义，罪行相对较轻，特赦后还当上了浙江省政协委员，待遇不错。
但有一个人，绝对是罪无可赦的标杆——周养浩。
如果在十人中选出三个恶徒，周养浩必居榜首。
当年西南公安部想杀他，绝非一时冲动。
他在息烽集中营当主任时，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活阎王。
管理干部孙曙回忆，周养浩不仅是杀害张露萍、张蔚林的刽子手，更是霸占女犯的色鬼。
面对铁证，周养浩只能低头认罪。
李济深的秘书李任夫，曾在息烽被关了五年，他在书里把周养浩的变态行径记了个底掉。
周养浩看上了延安鲁艺的学生张露萍，好几次借“个别谈话”图谋不轨。
张露萍不从，周养浩便怀恨在心。
当李任夫得知周养浩侮辱女囚并向外泄露时，周养浩彻底撕下了面具。
“他召集全监犯人，将我杖打一百下，打得血肉横飞，还要罚吃盐水饭一个月！”
李任夫回忆道。
张露萍也遭了毒手，被戴上镣铐还要罚吃半个月盐水饭。
这种人，哪怕在特务堆里，也是被鄙视的存在。
有意思的是，同为“杀人魔王”的徐远举，在功德林里却成了“道德模范”。
徐远举脾气暴，但几次病危被政府救回后，态度大变。
他当上了《新生园地》的责编，专门抓还要“自私自利”的狱友。
沈醉说，徐远举那副豹头环眼一瞪，抓起扯皮打架、分菜不匀的事儿毫不留情，狱友们都对他望而生畏。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975年，所有战犯全部特赦。
政府给足了路费，想留的安排工作，想走的绝不强留。
周养浩没有丝毫犹豫，一门心思要去台湾投奔老蒋。
他以为凭借当年的“忠诚”和这二十多年的“苦难”，怎么也能换来鲜花和掌声吧？
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时候蒋介石病入膏肓，蒋经国大门紧闭，台湾当局直接拒绝这批“老臣”入境。
即便吃了闭门羹，周养浩依然不肯回大陆，转头去了美国洛杉矶，最后客死他乡。
1975年的特赦，是一场迟来的审判，也是一种历史的宽恕。
这十个少将特务，从手握生杀大权的“阎王”，变成了时代的弃儿。
有人问，像周养浩这样的人，到底该不该杀？
放在1954年，他死有余辜，民愤难平。
但放在1975年，留他一命，或许比杀了他更有意义。
把他们改造成普通人，让他们亲眼看看这个被他们试图扼杀的新中国是如何站立起来的，这本身就是对旧时代最有力的回击。
惩罚不仅仅是肉体的消灭，更是信仰的粉碎。
当周养浩站在美国街头，回望那个回不去的大陆和不让进的台湾，他心中是否会有哪怕一秒的悔意？
历史不语，只留下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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