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晚上，金陵东路上的“天兴粮食行”里灯火昏暗。就在这看似安逸的夜晚中，十多个持枪特务突然闯入，他们的目标是那个常穿西装代号“张明”的延安情报负责人。然而特务们进来之后却发现这里只有一个一口河南话的维修工。等到特务们上下搜寻的时候，这个维修工却不知所踪了。这位在特务眼皮底下金蝉脱壳的维修工正是被周恩来评价为“虎穴也敢闯”的刘少文。
偏向虎山行
刘少文早年间曾经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因而练就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这也为他后来担任翻译科科长、负责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打下了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少文先是协助李克农、潘汉年进行地下工作，而后全面主持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工作。
上海沦陷后，“八办”转入地下，刘少文的工作也从半公开转向了彻底的隐秘。然而刘少文却并没有完全熄灭，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千方百计地为皖南的新四军募集和转运布匹、棉衣等紧缺物资。
与此同时，刘少文敏锐地意识到文化战线的力量，于是又开始发挥自己老本行的力量。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得以翻译出版，这本书像一扇窗，向沦陷区和国统区的民众展现了延安的真实景象。
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刘少文还在延安的支持下积极赞助《鲁迅全集》的出版，这在无形中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的革命文化火种。
所以说刘少文不单纯是一个从事情报工作的特工，更是一个融合了多个领域行业的地下工作者。
永不消逝的电波
对于刘少文来说，他的地下工作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收集传递情报。刘少文在上海期间建立并领导了多部秘密电台。
这些隐藏在上海弄堂阁楼里的电波，也成为了上海地下组织与延安之间最可靠的神经脉络。无数至关重要的军政情报也正是通过这条“空中通道”飞向延安。
地下情报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抗战期间华东日军猖獗，而刘少文不仅要对日军情报部门和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的高压搜捕，又要防备着军统特务背后一刀。
这项工作极度危险，好在刘少文性格沉稳，在这危机四伏的远东大都市中闪转腾挪，也成为了延安在华东的重要触手。
八千里路云和月
1941年底香港沦陷，此时数百名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孤岛，他们随时有可能受到残暴日军的迫害，而营救这些爱国者也成为了刘少文的任务。
在日军严密封锁下，寻找散落各处的文化人士犹如大海捞针。不怕困难的刘少文和他的同志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想方设法找到了茅盾、邹韬奋、柳亚子、何香凝等人。
随后，刘少文带人通过精心开辟的水路和陆路秘密交通线，将这些“目标显著”的人物分批营救出来，经东江游击区再转移至大后方。
当营救工作大体结束时，刘少文向延安报告：“全体同志及朋友，在战争中均已离战区，安全撤退。”刘少文因为在这场营救中的出色表现，他还受到了周恩来的专门表扬。
抗战胜利后，刘少文的责任更重、活动范围更广、触及的层次也更深。为了获取核心情报，刘少文将侦察触角伸向了国民党华东、华南党政军系统的要害部门。
为了对活动进行伪装，刘少文指示手下人员以开办“中国工业原料公司”、设立工厂等商业活动做为掩护，构建起了一张从长沙、武汉到上海、天津的庞大情报网络。
这张网络渗透力极强，刘少文甚至能获取到国民党军的战斗序列、作战计划等绝密情报。
可以说，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刘少文领导的情报系统，是延安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来源。
虽然刘少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隐姓埋名，但是他一直奋斗在相当凶险的敌人内部。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刘少文也成为延安在很长一段时间相当倚重的情报来源。
1955年刘少文授衔中将，这份荣誉不仅仅是刘少文一个人的，也是对长久以来奋战在最危险地区的伟大战士们的最好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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