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天，南京下关刑场死刑犯大喊一声“陈赓知道我”，这封来自朝鲜战场的加急电报，硬是保下了一个国民党少将
一、鬼门关前的怒吼
1951年的南京，冬天冷得像要把人的骨头冻裂。
在那个肃杀的季节，镇反运动正如火如荼。
那时候的政策那是相当严厉，只要是手上沾了血债的旧军政人员，基本都是在那份黑名单上挂了号的。
在审判席上，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浑身哆哆嗦嗦，看着就剩半口气了。
这人叫鲍君甫，那时候叫杨登瀛。
也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老头，当法官念完死刑判决，两个解放军战士刚架起他的胳膊准备往外拖的时候，他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求生欲。
他死死抓住门框，扯着嗓子喊了一句话，这一嗓子，直接把整个法庭的人都给喊懵了：“陈赓！
陈赓知道我！
我在上海是给他做事的！”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审判长鞠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出给整不会了。
要知道，陈赓那时候是什么身份？
那是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人硬刚的志愿军副司令员。
一个国民党特务敢攀这层关系，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手里真有王炸。
事实证明，他还真不是疯子。
没过多久，一封带着硝烟味的加急电报真的从朝鲜前线飞到了南京。
发报人正是陈赓大将。
这事儿在当时简直匪夷所思，这一嗓子，硬是把原本板上钉钉的必死之局，给撬开了一道缝隙。
二、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自己人”
要把这事儿捋清楚，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拉，拉到1928年的上海滩。
那年头的上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地狱模式”。
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抓人杀人跟切菜一样。
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叫徐恩曾，这人野心大，想在上海这个鱼龙混杂的地界扩张势力。
可他手下那帮黄埔系的特务，说好听点叫科班出身，说难听点就是一群书呆子，根本玩不转上海滩的黑白两道。
徐恩曾急得火烧眉毛，这时候，鲍君甫出现了。
这人是广东人，早年留学日本，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但在上海滩那是混得风生水起，三教九流都得卖他个面子。
徐恩曾一看，这就视梦寐以求的人才啊，立马给了他一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的头衔，那是正儿八经的少将军衔。
可徐恩曾做梦都想不到，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金牌打手”，转身就跟周恩来和陈赓接上了头。
这里面的操作很有意思。
鲍君甫虽然不是党员，但他对共产党有好感，而且讲义气。
陈赓通过关系找到他，他就答应做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的“反向特洛伊木马”。
于是，历史上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身为国民党上海最高特务长官之一的鲍君甫，他的顶头上司是徐恩曾，但他的实际“上线”，居然是中共特科的陈赓。
在那个不仅要拼命还要拼演技的年代，这种在刀尖上跳踢踏舞的日子，他一跳就是三年。
三、史上最强“入职推荐人”
现在咱们看谍战剧，都知道“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
这三位大神深入国民党心脏，那是情报界的传奇。
但大伙儿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三位当初是谁给办的“入职手续”？
没错，就是鲍君甫。
那时候钱壮飞他们想打进去，没人引荐根本没戏。
鲍君甫利用自己特派员的职权，跟徐恩曾打包票，硬是把这三颗钉子深深地锲进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
这操作简直绝了，相当于现在的公司高管，利用职权把自己对手公司的卧底全招进了核心研发部，而且老板还乐呵呵地给他们发工资。
不仅如此，鲍君甫那时候有多狂？
他开着国民党的车，用着国民党的经费，却在自己豪宅里给陈赓腾出地方开会。
他在外面跟徐恩曾推杯换盏，那是为了套情报；回到家跟陈赓接头，那是为了送情报。
那时候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抓人，经常还没出门，鲍君甫这边电话已经打出去了，等特务到了地儿，连个鬼影都抓不着。
徐恩曾到死都想不通，为啥自己在那几年总是慢半拍，抓谁谁跑，这哪里是运气不好，分明是自家后院起火了。
四、1931年的生死时速
真正让鲍君甫拿稳这张“免死金牌”的，是1931年春天那场惊天巨变。
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这事儿太大了，简直是灭顶之灾。
顾顺章这人掌握了几乎所有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包括周恩来等人的住址。
他一叛变，整个上海党组织随时可能被连根拔起。
当时的情况是，南京的抓捕密电已经发到了上海。
每一秒钟都在倒计时，每一秒都可能有人头落地。
这时候，鲍君甫展现出了惊人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
他没有傻乎乎地直接跑去通知陈赓，那样太容易暴露，而且时间也来不及。
他玩了一手极高明的“借力打力”。
他故意用英语给公共租界巡捕房打了个匿名电话，瞎编说有共产党在百乐门集会。
这看似是举报，其实是个精密的信号——因为他知道，我党在巡捕房内部也有内线。
这个假情报就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激起的涟漪迅速传到了陈赓的耳朵里。
就在国民党特务和巡捕房像疯狗一样扑向目标地点的时候，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利用这争取来的宝贵时间，完成了一次被称为“教科书级别”的绝地大转移。
等到特务们冲进那些秘密据点时，只看到了还冒着热气的茶杯，人早就没影了。
五、迟到的公正与温情
但是吧，情报人员的命运往往都很悲剧。
随着顾顺章案发，鲍君甫这颗棋子也彻底废了。
徐恩曾虽然没掌握确凿证据，但也起了疑心。
为了保命，鲍君甫切断了联系，在随后的二十年乱世里随波逐流。
说实话，他后来为了生存，确实做过一些灰色地带的事，也跟日本人有过接触。
这也是为什么1951年他会被送上审判台的原因——在冷冰冰的档案里，他的后半段人生确实不够“红”，甚至有点黑。
但共产党人讲究的是实事求是。
陈赓从朝鲜发回的那封信，字字千钧：“杨登瀛（鲍君甫）同志在1927-1931年间为我党做出重要贡献…
建议酌情处理，管制为好。”
这封信，对于讲究原则的共产党人来说，就是最高的证明。
它证明了在这个国家，功过是分得清的，情义是记得住的。
1952年，鲍君甫被当庭释放。
更让人感慨的是后来的事。
到了1955年，南京市公安局开始每月给他发放150元的生活补贴。
各位可能对那个年代的物价没概念，那时候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二三十块钱，15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行政十几级的高级干部的工资了。
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这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认可。
这是一种无声的宣言：不管你后来多么落魄，只要你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提着脑袋点过灯，这光，我们就记一辈子。
1956年，当年特科的老战友、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专程去南京看他。
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小院里，面对的不再是阴冷的枪口和血腥的情报，而是新中国的暖阳。
鲍君甫晚年身体不太好，但他心里是踏实的。
他常跟家里人念叨，自己这辈子值了。
从死刑犯到座上宾，鲍君甫的命运过山车，其实折射的是那个大时代里最朴素的道理：在历史转折的关键一刻，你站在了哪一边，历史就会把你记在哪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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