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广州32岁的程序员高广辉在连续加班的周末猝然离世，留下年幼的孩子和悲痛欲绝的妻子。他生前任职于广州某公司，是一名普通却勤恳的工程师。基础工资仅3000余元，却要24小时待岗、常年超时工作。而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浏览器记录显示，他仍在访问公司OA系统——哪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为工作奔命。
甚至在高广辉抢救期间，他仍被拉入工作群；在他去世后，仍有同事在群里@他：“这个需求你改一下。”
那天看到微博上的这条消息，忍不住流泪......我们的打工人为什么如此命苦？我知道程序员的那些梗，工作强度大，但仍然没有想到一个32岁——如此年轻的程序员可以加班加到猝死！
很遗憾，企业不认可他是因公死亡，因为他死在家里。虽然死前仍在工作，抢救时还有人拉他入工作群要求他改方案。
如今，他的遗孀杨女士不得不走上劳动仲裁之路，只为讨要一份应得的尊严与赔偿。
这起悲剧，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更是一面照妖镜，映照出某些本土企业对员工生命健康的漠视、对法律责任的逃避，以及在人性良知面前的彻底失守。
01
高广辉服务的这家企业在资本市场可谓风光无限，年营业收入超百亿元，公开财报显示，其2024年净利润高达12.3亿元，公司市值一度突破300亿元。它是一家典型的“高利润、轻人力”的现代企业：用高技术包装低人力成本，用“奋斗者文化”掩盖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侵蚀。
可就是这样一家年赚十亿的企业，给一位32岁、身兼数职、常年加班的核心技术人员，开出的基础工资却是3000元。这不仅是对劳动价值的极大贬低，更是对“体面劳动”四个字的公然嘲弄。员工就是他们最大的“红利”来源。
3000元的底薪，在一线城市广州，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系，更遑论支撑一个家庭的医疗、教育与未来。
他们用“高提成”“高绩效”画饼，却用“24小时待岗”“周末随时响应”榨干员工的最后一滴血汗。当员工倒下时，他们不反思管理制度，不表达哀悼，反而在内部群发邮件，将猝死归咎于“未参加公司体检”，试图把一场本应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悲剧，扭曲成个人健康管理失职的“个案”。
02
高广辉的遗孀杨女士说：“我们每年都有体检，都是在三甲医院做的。”可公司却在内部邮件中强调：“该同事自2019年入职以来，从未在公司健康管理中心做过体检。” 言下之意——你没按我们的流程走，所以你的死，与公司无关。怎样的冰冷怎样的没有人性才能在此刻发出这样的邮件？
这又何其荒唐！三甲医院的体检报告不具备法律效力？还是说，只有公司指定的“健康管理中心”才有资格判断员工是否健康？企业把员工当成可替换的零件，却在零件损坏时，指责零件“未按规定保养”。
更令人寒心的是，在高广辉抢救期间，他仍被拉入工作群；在他去世后，仍有不知情同事在群里@他：“这个需求你改一下。”——仿佛他只是一个随时待命的工具，而非一个有血有肉、会疲惫、会倒下的生命。
当家属提出工伤认定与赔偿诉求时，企业没有主动协商，没有人性抚慰，而是冷处理、推诿、引导舆论，甚至以“正在调查”为由拖延责任。最终，逼得遗孀不得不寄希望于劳动仲裁，在悲痛中孤身一人与企业庞大的法务团队对簿公堂。
这不是劳动争议，这是对一个家庭的二次伤害。
03
我们常说，企业有没有良知，不在于它赚了多少钱，而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为它拼过命的人。
2019年，中山佳能宣布关闭工厂、撤离中国时，没有裁员甩锅，没有强行遣散，而是为每一位员工提供了远高于法定标准的经济补偿。工龄满十年的员工，补偿金高达“N+6”，并额外提供再就业培训与推荐机会。许多老员工含泪告别，却在采访中说：“佳能对得起我们十几年的付出。”那一刻，人们看到的是一家外企的体面，更是一种对“人”的尊重。
2023年，宁波三星工厂因产业调整关停时，同样引发关注。但三星的做法是：提前半年通知员工，设立专项安置基金，为每位被裁员工提供至少三个月的再就业过渡期，并联合地方政府举办专场招聘会。有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厂关了，但我们心里不恨，因为公司没把我们当包袱甩掉。”
反观高广辉服务的公司，在员工猝死后，没有暖心的慰问，没有殷勤的探望，没有主动承担任何责任，反而用一封冷冰冰的内部邮件，将死亡归因于“未体检”，试图将悲剧个人化、去责任化。在遗孀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企业选择的是切割，是推责，是沉默。
这不是管理，是冷血；
这不是合规，是无情。
04
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佳能、也不可能发生在三星、同样也不可能发生在特斯拉们，但它极可能发生在我们本土的某些企业。哪怕它标榜“科技引领未来”，享受着国家政策红利、人才红利、市场红利，却在员工权益保障上，连基本的底线都守不住。
他们信奉的逻辑就是：人是成本，不是资产；效率高于生命，KPI重于人性。他们用“狼性文化”包装剥削，用“自愿加班”掩盖强迫，用“流程合规”逃避道义责任。他们可以在财报上写下漂亮的利润数字，却不愿在员工的体检报告上多看一眼。
他们不怕劳动仲裁，不怕舆论批评，因为他们知道：大多数员工不敢维权，大多数家属无力维权，而维权成功的代价，往往高到让人望而却步。
05
“牛马”是当下打工人自嘲的称呼，可当“牛马”真的倒下时，企业却说：“你不是我们正式的牛，你没打公司体检的卡。”
高广辉的悲剧，不是个例。它是千千万万加班至深夜、带病上岗、不敢请假、不敢结婚生子、不敢生病的普通劳动者的缩影。他们拿着“高薪”幻觉，实则用时间与健康兑换微薄收入；他们相信“努力就有回报”，却忘了企业从不承诺“活着就有回报”。
当一家企业能在员工猝死后第一时间发邮件撇清责任，而不是组织慰问、启动调查、主动承担工伤认定义务，这家企业就已经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体的资格。它或许合法，但绝不合道；或许盈利，但绝不体面。
06
我们呼吁：别再让劳动仲裁成为家属唯一的出路。
劳动监察部门应主动介入，彻查该企业是否存在系统性超时加班、变相强迫劳动、规避工伤责任等行为；
工伤认定机构应秉持“从宽认定”原则，千万计的公务员、事业编可以“视同缴费”，对在家中持续工作、因过度劳累诱发疾病死亡的情形，为什么不可以依法认定为“视同工伤”？
广东省、广州市的总工会在哪里？有没有为劳动者家属提供法律援助？你们的职责就是避免个体在庞大企业面前孤立无援；
全社会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加班文化”与“奋斗异化”了？真正的奋斗，不该以生命为代价啊！
高广辉走了，但他留下的问题还在：
我们还要多少个32岁，才能换来一次真正的改变？
还要多少份劳动仲裁申请，才能让企业学会尊重生命？
那些仍在加班的“牛马”们，看到这一幕，怎能不心寒？
正在发生的一切让其他“牛马”情何以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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