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康定元年,也就是公元1040年,西夏那边的话事人李元昊,给东京汴梁的君臣们上了一堂血淋淋的课。

这堂课的学费,是整整三万颗人头。

这一年刚开春,三川口那边,宋军的大阵直接被打没了;转过年二月,好水川又是同一个剧本,一万多条汉子没回来;再过一年,定川寨,还是个“光头”,输得底儿掉。

把这所谓“三川之役”的烂账翻开算算,大宋这边折损的兵力,加起来也就三万稍微出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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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怪事来了。

咱得知道,当时坐在皇位上的宋仁宗,手里捏着的花名册上,兵力可是足足一百四十万。

光是那个号称精锐的“禁军”,就有八十多万。

哪怕只算顶在西边防线上的脑袋,也有二十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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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万大军,少了三万人,这就好比身上被蚊子叮了个包,掉肉不到2%。

按常理推断,这连皮外伤都算不上。

可偏偏大宋朝廷的反应,就像是被人抽了龙筋。

打那以后,面对西夏彻底没了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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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后来签了“庆历和议”,每年大车小车地往西边送钱,边境照样被人家抢,汴梁这边也是一声都不敢吭。

这一口气,憋了整整三十年才缓过来。

明明手里握着百万雄兵,怎么身子骨这么脆,一碰就倒?

这笔账,咱们得换个法子算。

你要是去兵部库房里翻翻那些满是灰尘的账本,立马就会发现:这一百四十万大军,水分大得能养鱼。

大宋的军队分工那叫一个细。

有专门负责切墩炒菜的“酒店务”,有专门上山砍树的“樵采务”,有专门在河边拉船的“广济军”,甚至还有专门给当官的看大门、跑腿的。

这些人,名字都在那一百四十万的编制里,每个月都伸手领军饷,可真要让他们上战场?

那简直是开玩笑。

哪怕是那些号称能打的“禁军”,底子也潮得很。

大多数兵源,都是灾荒年间逃难来的流民。

说白了,当兵就是为了混口饭,不至于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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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这帮只求温饱的人练成嗷嗷叫的虎狼之师,那个成本,朝廷的国库根本遭不住。

这跟唐朝那会儿完全是两码事。

唐朝玩的是府兵制。

朝廷大手一挥,给士兵分地,一人一百四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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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换,士兵平时种地,打仗的时候自己带着刀枪干粮去拼命。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唐朝的兵,骨子里是有家底的中产阶级地主。

唐军出征有个死规定:必须自带“随身七事”,里面就得有一张弓、一壶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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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啥?

说明唐军拉出来,全员都是神射手。

练箭这手艺,没个三五年下不来。

府兵有地、有钱、有闲工夫,为了在战场上抢东西发财,他们乐意练。

朝廷一个子儿不掏,就能白得几十万精锐。

所以唐军那是真皮实。

薛仁贵在大非川把十万大军赔个精光,仅仅过了五年,唐军就能卷土重来。

因为府兵的苗子遍地都是,再发个征召令,十万人立马就能凑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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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宋朝不行。

宋朝是募兵制,当兵那是拿工资上班。

养一个禁军,一年光是发钱和吃喝拉撒,就得烧掉七八十贯。

这还仅仅是把人养在营房里发呆的成本。

一旦拉练起来,体能消耗了得吃肉补吧?

兵器磨损了得修吧?

这一动弹,花出去的钱就是个天文数字。

于是乎,宋军绝大多数部队常年处于“静止状态”。

十天半个月能把刀抽出来比划两下,那都算勤快的。

在这几十万禁军大老爷里,真正能拉出去跟西夏人硬碰硬的,只有极少数常年见血的“选锋”。

这三四万“选锋”,那是西军攒了多少年的老本,是用无数钱粮硬堆出来的金疙瘩。

三川之役,报销的那三万人,好死不死,全是这批最核心的“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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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那一百多万人,要么是背锅做饭的,要么是站岗充门面的。

你指望这帮人去跟如狼似虎的西夏铁骑拼刺刀?

所以,那三万人的损失,对大宋来说,不是掉了根汗毛,而是直接被掏了心窝子。

这种“看着人多势众,一打就崩”的毛病,到了明朝,变得更加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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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年间,辽东总兵吴襄回北京述职。

皇帝朱由检问他:爱卿手底下到底有多少兵?

吴襄那是真敢说实话:兵部的册子上写着八万,但您要是去山海关数人头,撑死能数出三万。

那五万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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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戏法变没了,空饷全进腰包了。

皇帝强压着火气问:那剩下的这三万,总该是精锐吧?

吴襄苦笑着摇头:这三万也就是摆设,平时保证不饿死,打仗的时候站城头吓唬人。

真能打的,只有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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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千人,就是后来威震天下的关宁铁骑。

朱由检不信邪:偌大个防线,三千人够干嘛用的?

吴襄给皇帝算了一笔账:这三千人,吃的是细酒肥羊,穿的是绫罗绸缎。

剩下那几万人哪怕喝凉水,也得把钱省下来供着这三千“家丁”。

只有这么砸钱,这三千人才肯提着脑袋为你卖命。

当年碧蹄馆那场恶战,李如松带着两千辽东铁骑,硬刚四万日军。

日军主帅被打蒙了,以为对面来了十万明军。

那一仗,辽东铁骑死了264个,重伤49个。

看着不多?

李如松心疼得差点当场掉眼泪。

因为这种拿钱堆、拿血喂出来的私兵,死一个就少一个,根本没处补去。

朱由检听完眼红了,想把这三千人调进京城给自己当御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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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陛下,您那个钱包,养不起。

要养活这三千大爷,如果不让他们跑路、不让他们造反,一年最少得砸一百万两银子。

朱由检翻了翻自己的私房钱内库,里面一共就躺着七万两。

这才是古代军队最扎心的真相。

那些史书上吹的“五十万大军”“百万雄师”,绝大多数时候就是为了壮声势、吃空饷,或者是搞后勤的民夫。

土木堡之变,号称五十万明军,实际出门的也就二十万。

到了土木堡,真正能打的京营精锐,大概也就是几万人。

这几万人一完蛋,哪怕京营名义上还有十几万人,于谦也只能两手一摊:没兵了,真没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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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这个瓶颈从“钱”变成了“人”。

清朝打仗那是出了名的抠搜,为啥?

因为满洲八旗的人口底子太薄了。

入关那会儿,满洲八旗兵加一块儿才五万五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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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这一百多年,哪场仗都得靠这点老本压阵。

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战,清军被人打惨了,死了7226个。

这要是放在汉朝唐朝,顶多算个局部失利。

但在清朝,这就是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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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满大街挂白幡,家家戴孝,八旗军的指挥系统直接瘫痪。

雍正皇帝没办法,只能叫停攻势,跟准噶尔议和。

这一停,就是二十四年。

一直到乾隆年间,兆惠在黑水营被人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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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急得团团转,哪怕是几百人的小队伍,也拿鞭子抽着往战场上赶。

为啥?

因为兆惠手里那三千人是八旗子弟。

大清实在是死不起了。

再来一次和通泊,不用外人打,自己就得绝种。

回过头来看,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最大的鸿沟,就在于“炮灰”的身价。

现代战争,损失几个师,对于大国来说是重创,但只要工业体系还在,就不算毁灭。

但在古代,那“几万人”往往就是一个王朝全部的机动打击力量。

不管是北宋的三川之役,还是明朝的土木堡,或者是清朝的和通泊,逻辑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核心精锐一旦打光,剩下的那百万人山人海,不过是一群等着被宰的羔羊。

不休养生息个几十年,不等下一茬孩子长起来、练出来,这个王朝就只能缩着脖子装孙子。

这哪里是在打仗,分明是在赌命。

信息来源:

《隋书·卷四·帝纪第四》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晋纪第二十七》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 《小腆纪年·卷三》 《顺天目录》 《旗编审壮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