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做程序员的高广辉，三十一岁，上个月底突然去世了，他每月工资两万多块，听起来不算少，但他在广州背着房贷，妻子刚辞职在家准备生孩子，家里还欠着钱，晚上十一点半他给妻子发消息说快到家了，之后就没有回复，人在家里倒下，送到医院时已经救不回来了。
深圳还有个29岁的程序员孙某，也在同一个月去世了。他老婆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大女儿刚五岁，父亲靠着低保生活，姐姐偶尔帮衬一下。孙某一个人撑起整个家，住在保障房里。去世前两天，他还在修改代码，妻子在朋友圈发了聊天截图，问他今天能不能早点回家，他说等这个需求上线再回，之后就没消息了。
两个人都死在家里，不是在单位，也不是在去医院的路上，这让工伤认定变得非常困难，按照现在的规定，必须证明猝死和工作有直接关系，比如当场倒下、有监控录像、有同事作证，可是在家加班没有人看见，系统记录不能算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法院也不认可，家属翻遍了手机，只找到很多未读的钉钉消息和凌晨三点提交的工作记录。
高广辉工资不算低，但广州一套小房子首付就要一百多万，月供一万多，剩下一万块钱要应付吃喝、孩子将来读书和老人看病这些事，他不敢随便请假，担心绩效下滑，也怕被公司优化掉，孙某情况更困难——他父亲领着低保，母亲早就过世了，姐姐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孙某要是停工一天，全家人下个月的饭钱就没了着落。
他们不是爱加班，是根本停不下来，一线城市的生活就像在跑步机上奔跑，速度越快越怕摔下去，房租在涨，学区房价格高，看病动不动就要花几千块，工资看着多了，实际能存下的钱反而变少，有人想着拼几年就能好起来，但现实往往是拼到第三年身体就垮了，积蓄也没攒够，连重新开始的机会都没有了。
公司没有规定员工必须加班，但会议总安排在晚上八点，需求经常临时增加，上线前所有人员都要待命，如果你提前下班，下次晋升名单里就没有你的名字了，这种规则从不写在制度中，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有人曾经尝试拒绝加班，结果发现只要拒绝一次，就会被逐渐边缘化。
最让人难受的是，他们身后几乎没缓冲带，孙某的父亲领着低保，连丧葬费都凑不齐，高广辉的妻子生完孩子后没法马上工作，社保断缴了，后面孩子的医保也成了问题，制度卡在“在岗死亡”这一条上，对“回家后倒下”的人，法律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县城里，有人一年能挣七八万块钱，房子是自己的不用还贷款，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父母帮忙带着小孩，日子过得挺安稳，但在深圳广州这样的地方，就算年薪十五万，人们还是容易感到焦虑，这不是因为人不够努力，而是城市把“正常生活”的价格定得太高，给年轻人的起步资金又太少。
他们手机里留着没发完的语音，电脑开着未保存的文件，桌上放着冷掉的泡面碗，没人觉得他们太辛苦，只是大家想不通，为什么付出这么多努力，最后却让家人哭着收拾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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